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说还有足够的勇气。
她说听不明白。
我告诉她就在那次打狗后不久的一次红十月大会上，何儒非突然说我造反派的立场有问题，跟班上的一个女“三字兵”划不清界线，不务正事，跑到农村去打狗，影响很不好。不仅我很意外，在场的人都感到意外，大家看看他又看看我，一个是“元老派”的领袖，稳重周到；一个是“少壮派”的首领，充满激情和活力。猜测我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更担心我们之间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次是何儒非在大会上的发言第一次无人喝彩，没一个人发言附和。会后倒有不少高中的同学跑来安慰我，说何儒非也没有什么恶意，要我不要放在心上，要我从大局出发，把红十月内部的团结放在第一位。我没想到的是高中同学对我的欣赏和肯定，说真正让人刮目相看，确立红十月在社会上的影响，确立红十月在中学群体中的领袖地位的是我在北京策划和执笔的《江城质疑——×××你究竟要干什么》的大字报；说我在“八一渡江”临时改变下水地点真是英明，学校的队伍紧排在仪仗队后面，这是死人最多的部分，淹死的几百人大都是这一块的。如果不是我看到情况不对头及时拉出队伍到平湖门下水，那我们学校肯定要淹死人并且不会少。不过我也听出他们话外的纳闷：高中的哥哥姐姐之间都没有出现什么事，初中的弟弟妹妹怎么跑到前面去了呢？
她似乎带有一点担心地说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说管他何儒非怎么说，不理那茬，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小自由，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放弃，用高三同学的话说，最坏的情况我都还有半壁江山，怕什么？！
她说李乾，我对你的了解又多了一点。
我说有你这句话，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今晚把我在心里积压了三年多一直没机会说的话都说给你听了，也只是希望你能更多更全面的了解我。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她看了我一眼后点了点头。
还是像出来时一样，谁也没有碰谁，谁也不敢碰谁，谁都清楚自己在对方心里的位置，谁都不敢把那句话说出口。
一夜没睡好，第二天还是醒得很早，隔壁的俩姐妹好像也一样。这两间房除了各自有门通向客厅外，两房之间还有一扇门，门虽然是关上的，但不隔音，能隐约知道她俩很早就在说悄悄话，听不清说什么，猜想十有八九可能跟我有关。
吃完早餐后见她们房门是开的，就想过去和她们聊聊天，刚走到门口她姐姐就喊我进去，想到一块了。
刚一坐下，她姐姐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话题：一个学校一个环境，学校和学校不一样，人受到的影响也不一样。慧君这几年的变化有时我暗暗吃惊，细想也不奇怪，在你们实验中学那样的环境里，不变都难。
我很有兴趣地问你觉得我们实验中学是一个什么环境呢？
她说环境实际上就是多数人的精神状态和境界，思想活跃，视野开阔，不轻易放弃自己认准了的东西，敢作敢为，这几点是你们最显著的特点。在慧君身上我察觉到这一点，在你身上表现得更明显。
她说着大姐的味道又出来了。
我想拉近距离就说我到你们学校去过，感觉也不错，有个叫黄晶的吧，我们谈得还挺投机的。
她说黄晶我知道，革命军人家庭，学校“钢二司”的头头，好像不是主要的，这人很一般。还是接着上面的话说吧。和慧君一样，我基本上是个逍遥派，严格说是个观潮派，那一派都没参加，因此思想有更大的自由，看问题可能也更客观一些。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觉得你们学校不论哪一派都是很优秀的，尤其是你们这个班。这么大一个武汉市，中学生至少有十几万吧，两派的红卫兵头头竟然在你们班上都有，一个是武汉市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的政委，一个是武汉钢二司中学部的部长（有意思的是后来武汉市最有名的“反动组织北决扬”的8个发起人中，唯一的一个初中学生也是我这个班上的），你们仅只是一个初中班，你们上面还有数以万计的高中生，如果不是显示出特殊的气质和能力，怎么会轮到你们冒尖？袁子斌，他爸爸×××省委第一书记，似乎他好像具有某种平民性，寝室有谁病了还能主动送送病号饭，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在他身上很少表现出来，但他天生又具有某种领袖的气质，他的即席讲演能让大家热血沸腾、如痴如狂，极具煽动性和号召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是不多的，当然这些都是听慧君讲的。去年六月一号他在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可能不是他一个人的作品，但他水平是放在那里的。
稍停了一上她又接着说你李乾我算比较了解，你是属于那种那怕窝在人堆里也会被第一眼就看到的人。第一次来我们家吃饭，那天虽然没多说什么话，我已感到你有活力，甚至活力过剩，不甘寂寞，不甘平庸，但对你内心世界还不了解。年初看了你写的那份材料，我惊讶一个初中学生那来这么强烈的使命感。听慧君讲，运动初期在你的组织指挥下，你们班几乎每一个同学都被调动起来，你能营造出一种逼人的气势，连一个平日里优越感非常强、什么都满不在乎的干部子弟都呆不住了，跑去找你要点事干，说那怕去熬糨糊都行。看来你还有点组织能力。你们几个成立学《毛选》小组的事慧君也跟我讲了，我猜就是你的主意。袁子斌也厉害，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花花肠子。
说到这里她望了我一眼。
我说珊君，我感到你说话很直率，那我也敞开跟你说，如果有什么出格的地方，我们也只局限在这个范围。其实这件事我蛮冤枉的，我很了解我自己，我不是一个想出头露面的人。只是希望能遇上一个好的顶头上司，能够知我容我，能够给我一点小小的自由空间，能够让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把事情做好。就我的性格，就我的内心，我从未有要与谁比高低，更没有要在谁之上的想法，这不是说我没有个性不好强，只是我的好强放在一心一意去做事上。可能因为很投入，很尽心，有些事情做得还算漂亮。同时因为自信，喜欢放手放脚地去做，容易让人产生我不好驾驭、有野心的错觉。我对政治理论书籍发生兴趣完全是受袁子斌的影响，可以说是得益于他，在这方面我对他是心存感激的。当时他的工作是在学校团委，精力放在学校的运动上。班上的运动是我在组织，搞得有点声色，我这个有点声色也只是大字报的组织比其它的班级多一点气势而已。他产生了错觉，其实他完全不必那样做，我是被他推到对立面的。文化革命前我们俩的关系很不错，有时星期天他不回家，跑到我家里，跟我挤在一张床上，一谈就是半晚上，谈理想，谈抱负，以全人类的解放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可以说是志趣相投。后来我成了他的革命对象是怎么也没想到的。
我讲这些是觉得应该让这位大姐对我的了解更全面一些。
但她还是在沿着自己的思路说我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越是重点学校，越是优秀学生集中的地方，运动就搞得越轰轰烈烈，越有声有色。北京，上海，重庆，哈尔滨，全国各地大都是这样，例外的也有，像武汉，运动初期湖北大学影响最大，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湖大是在市中心，一个“6。20反革命事件”的影响很快就传开了，再加上南下串联的学生又主要住在湖大，这样运动初期湖大成了武汉文化革命的中心。但随着运动的深入，湖大的影响就越来越小了。你们学校的运动搞得不同凡响，是因为你们学校集中了一批武汉市最优秀的中学生。宣布工作组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我就靠边了。一开始我认为造反的都是“痞子”，可能是自视清高，对学校那帮人不屑一顾，慢慢地我发现自己的看法不对，至少在逻辑上说不通。如果说是“痞子”才热心造反，那么合乎逻辑的推断就应该越是重点学校就越搞不起来，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我插话说我是造反派，应该说比你更清楚一些。造反派也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尤其是造反派胜利后。这也和学校的层次有关，层次越高的学校情况越好。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个参加造反派的心态、原因和目的是不完全一样的，甚至有一定的偶然性。刚才我就说了我是被推到造反派队伍中来的，细想一下像我这样有心报国，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偶然原因被压制、被整治而不许革命的人肯定不会是个小数目，一旦有了可能，只要有一点火星，哪怕有五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