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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三反一粉碎”开始了。这样，我就没走了。当时方铭，张昭剑他们也不让我走，表面上是热情诚恳的，我内心却有疑虑，是不是因为学校的“12。5事件”？这个疑虑当时我对谁都没有说，是因为参军要走之前，我向张绪提出要求：想见见李乾。张绪当时答应了，但一直没有安排，就是留下来之后，张绪也不跟我谈这个了，这叫我不安，因为当时我是把他们对我的态度作为“12。5事件”的晴雨表的。但这个不安，后来还是因几个事的发生而打消了，尽管这个被打消的时间不长。
1968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在市革委会参与组织领导这个工作。当时在大会小会上我都表态：我带头上山下乡。在一次会上我还对张体学（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原湖北省省长）说：干部子女要带头。我还点了他的子女在华师一附中要带头上山下乡。在省市召开的万人动员大会上，我发言说上山下乡运动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现在我们上山下乡，是红卫兵运动的深入发展，我们只能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并在会上宣布，我本人决心上山下乡，请市革委会方铭主任批准。当时方铭站起来带头鼓掌。在市革委会，方铭特别对我说，我答应过你到我们15军当兵的，你要想去的话，现在还可以去。我当即说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去当兵呢？不过方铭这话，让我认为当初不让我去二炮，与“12。5事件”没关系。1968年12月1日，我们下乡出发时，刘海江（时任市革委会常委，办事组组长）特地到现场送我。下去不到半年，刘海江曾对我说，市革委会准备调你回来，愿不愿意？我说不行，不行，这不成了“下乡镀金”了，后来1969年国庆，二十年大庆，我下去的潜江县有两名知青代表去北京观礼，这是个特例，我是单独被通知，只身回汉到洪山宾馆报到的。梁仁魁（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副司令员，湖北省观礼代表团团长）告诉我，你的名额是武汉市给的。但我编在荆洲地区分团，当晚湖北团就离汉赴京了。这些，使我对“12。5事件”处理的结果看好了，心情十分舒畅。
10月16日，我随湖北代表团从北京回汉，即参加省革委会贯彻中央9。27指示扩大会议。会议名义批“北、决、扬”，实际上是批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我被人引导去见曾思玉时，他一反从前，脸色冷冰冰的，连和我握手都十分勉强。这是我到汉后第一次见曾思玉，说实话，心里发凉。接着，在荆州地区小组会议上，张体学也借杨道远的事敲打我。我年轻气盛，不懂政治，在会上同张体学争执起来。我的印象是一个下午的小组会，差不多就是我和张体学在讲。这是怎么回事啊？“北、决、扬”在武汉出现时，我们就不赞成、反对。中央指示要批，你批它好了，怎么批起我们来了呢？我问杨道远，他叫我不要吱声，参加会就是了。会议结束，我没随荆州团回去，自己留下来了。遵照中央指示精神，要去北京办学习班，我找到市革委会政工组长张景禄（军代表），要求参加。他说，学习班不要中学生。结果未去成。通过这个会，在北京观礼产生的那种兴奋喜悦的心情全没有了，我感到：厄运开始了。
在这之前，1969年春节后，学校工宣队为“12。5事件”把我们弄到学校办学习班，我、何儒非等相关人员都参加了。学习班主持人向我们介绍了孔威、傅强及其家人的情况，给我们很大的触动。我、何儒非等人都哭了。当时我们认为打死孔威、傅强，的确是错了，错得厉害。后来，交待事情经过。我们没有隐瞒，我们一直认为，事件的经过，在这次学习班就交待清楚了，并诚心诚意地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情还是好的。况且，刚才说了，在10月我还作为知青代表去北京观礼，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了。但现在，贯彻9。27指示大会之后，我沮丧了，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了。
的确如此。之后学习班不断，学校工宣队办，下乡所在的区、县办，省、市也办，我不细说了。我粗线条地，主要还是讲与“12。5事件”有关的，当然有时“北、决、扬”、“5。16”问题也要涉及一下。
1970年新年伊始，就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12。5事件”再次被提出，我们又被从农村弄回到学校办学习班了。这次主办学习班的工宣队人员全换了。据说上次工宣队都是造反派人员组成，这是一个变化。再一个变化，就是学习班除弄清“12。5事件”过程之外，提出要揪“黑手”，好像我们几个学生不可能决定这样的事，这似乎成了规律：一有事就要揪黑手。比如说，1969年春，朱鸿霞（钢工总一号勤务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李想玉（钢“九一三”一号勤务员、市革委会副主任）、吴炎金（工造一号勤务员、市革委会副主任）等三人写大字报，全市搞“反复旧”，除批他们外，就要大揪幕后黑手。“12。5事件”黑手是谁？学习班意图很清楚，要我们指认就是耿其华，因为他是支持造反派的干部。他们直接对我说，祁援朝第一次来学校向李乾报信后，耿其华，宁汉文（时革委会副主任，教师），李乾等人开会就商定了，要集合人去22中抓人。耿其华对李乾等人说：你们去，打死了人我负责。我说我不知道这一情节，我参加的不是这个会。我在参加会的期间没有见到耿其华在场。决定“翻门坎”是这次会决定的，我表了态说打死。你们讲的情节就是真的吧，与我们这次会也不同。去22中抓人，冲突起来，场面肯定混乱，互伤死都有可能。耿说那个话也有可能，他是主任。但我们的会转了向，祁援朝第二次来说，他们走了。去22中抓人不可能了，而耿的话是具体对此的。后改为“翻门坎”，不是去22中了，耿不是对此表态。“翻门坎”是我们定的，耿不在场，不能负这个责。可能他说的那个话对李乾会有影响，但我们不知道。我还以第二天清晨去耿寝室拿长裤、中午开会耿发脾气为由拒绝指认耿是“黑手”。我反复说，“翻门坎”这事是我们几个人决定的，我表态先是不同意打死，后同意了。当时我虽不是学校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但以我的身份说同意打死，那份量是重的。他们就说，你们不要把担子往自己身上拉，这担子你们挑不起的，承担了对你们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反正是软硬兼施，要我们指认耿是“黑手”。
往老师头上引，抓“黑手”不成。后来随着“两清”（清查“5。16”和“北、决、扬”）运动的深入，就把“12。5事件”与任爱生（省革委会副主任、原省委委员、农村政治部主任）挂上。他们先说，任爱生说了“打死几个流氓没关系”，可能觉得这个说法没有份量，不久他们又改说成任爱生说了“打死几个老保没关系”。这个改变就意味深长了。我说不知道，也没听说任爱生说了这话。退一万步说，就是任说了，按语气推论，只能是事件之后，有人向他说了，他表个态而已。事件之前他是不知道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22中的符军在1967年5月营救任爱生之后（当时任爱生被三字兵绑架关押在22中，他跳楼把腿摔断，我们参加把任抢了出来），他与任的来往有一些。尽管如此，打死孔、傅的决策会是在我们学校由我们主持的。符军本人是中途被叫到会场的，我们告诉他才知道。当然他拍胸表态的作用不可小看，但完全不可能事先请示了任爱生，顶多是他事后向任提及了此事，怎么能说任爱生是“黑手”呢？还补充一点，省、市革委会成立之前，任爱生的大名我当然知道。之后，我与任爱生有多次见面（开会时或其它场合），但我对任爱生从未说过“12。5事件”，他也没有向我说过，尽管他清楚知道我是谁。
黑手抓不着，事情的经过交待过去交待过来，就是那些了，后来就不提它了。他们一门心思在我们中间深挖细找“北、决、扬”、“5。16”了。我只说一件事，1972年4月至1973年1月，我在省里参加学习班，做我的动力有两个人，一个是学校工宣队的工人师傅，一个是我下放的潜江县区银行的干部。学习班名义是“批林整风”，实际上是清查“5。16”骨干分子，具体过程就不说了。后来在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