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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为何把“高考状元”拒之门外（1）
黄全愈
寻找“未来的领导人才”，几乎是美国每一所大学都在积极追求的东西。学校学生会的领导，各个学生俱乐部的头头，各个学生活动的组织者，都是大学“捕猎”的对象。社会这个大课堂是青少年充分表演的舞台，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推销饼干的孩子，甚至比一个学生会主席更让名校动心的原因。
问：“什么人能进哈佛或者排名更高的普林斯顿？”
答：“得到西屋奖的，得过总统奖的……”
问：“还有呢？”
答：“还有，能大量推销童子军饼干的……”
问：“推销童子军饼干？你不是开玩笑吧！”
答：“千真万确！那个推销童子军饼干的女孩子进了普林斯顿……”
“三合一”的高校招生标准
中国的高校招生以高考成绩划线：分数多少？上没上重点线？十分明了。有人说：“什么都是假的，一分定乾坤。”
高考得什么分，就上什么等级的学校，这在中国高校招生中几乎是不变的天条。中国的高考公式是：好的高考成绩＝好学生＝好学校。但是在美国，能进好学校的“好学生”，并不一定都有最好的“成绩”，特别是不一定有最好的“高考成绩”。
中国高校招生以高考成绩为录取的唯一标准，而美国高校招生则考虑多方面的因素：高考的考分，平时的成绩，再加上申请者的综合素质，搞的是“三合一”。
美国常春藤名校在招生中使用的计算AI（学业指数）的公式，是根据高考成绩和平时成绩计算的，是呈现在明面的，量化了的东西；而“综合素质”则是隐藏在背后的，不易量化的东西。
像哈佛、普林斯顿这种绝对顶尖级的学校，都公开宣称高考成绩和学校的平时成绩都非常重要，但还要看申请者的综合素质。越是高水平的学校，越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哈佛每年都拒收不少“高考状元”，如1996年把165个高考成绩满分的“状元”拒之门外，理由是对隐藏的分数后面的“综合素质”不满意。档次低一些的大学，对“综合素质”的要求就简单一些。
高中生的“综合素质”有各种社会活动成绩来参照：
体育活动：参加过奥林匹克比赛、国际比赛、州际比赛、区域性比赛、学校间比赛；参加学校某一个运动队，一级队、二级队，队长或是队员……
文娱活动：学过什么乐器？在哪里演出过？参加过什么剧团？演过什么角色？得过什么奖……
校内活动：参加过什么学生组织？任什么职务？搞过什么活动？取得过什么成就……
校外活动：参加过什么社会组织？任什么职务？搞过什么活动？取得过什么成就……
个人兴趣爱好：特长是什么？有什么成就？得过什么奖励……
高校招生办公室对学生参加哪一类活动，一般来说并没有特殊的偏好，往往不在于参加了什么活动，而在于干得怎么样。有些学生样样活动都参加，但没有一样特别突出，给人印象不深刻；有些孩子在某一个领域有所突破，反而显得突出。据《招生ABC》等书的介绍，普林斯顿把AI（学业指数）分为5个等级；同时，也把“课外活动、社会活动和个人特点”分为5个等级：
第1等：参加奥林匹克的游泳比赛，能登上卡内基大礼堂（类似中国国家级别的剧院）演奏小提琴，获得科技发明的产品专利，出版书籍……这是属于“明星”一类的级别。
第2等：在体育或音乐领域内获得州（省）一级的荣誉，如州的摔跤冠军，省级音乐大奖赛一等奖。
第3等：是一个或两个（学校级别的）运动队的队长，学校管弦乐团的指挥，学校学生会主席，等等。在普林斯顿的申请者中，这一类人才最普遍。
第4等：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和社会活动，但均是一般成员（如校刊编辑、足球队员），既不是队长或领导，又没有显示出领导才能。
第5等：很少参加课外活动和社会活动，也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
学校校刊的主编，获得童子军最高段位——“雄鹰”级别的资格证书者，某个已经成功运作的公司的创始人……虽然在一般高中生里，已是凤毛麟角的人物，但在人才济济的顶尖级大学的申请者当中，也只能列为第3等。
寻找孩子潜在的领导素质
美国是一个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但美国社会又非常重视个人为社区做出的无偿贡献。社会上有许多组织和基金会给申请大学的高中生提供各种各样的在社区服务上有突出贡献的奖学金。
美国的高中生能否获得毕业证书，除了学分、成绩等要求外，还要求无偿地为社会服务数十个小时。我的儿子矿矿的学校对义务服务的要求如下：高一需要5小时，高二需要10小时，高三需要10小时，高四需要35小时。
这只是最基本的“毕业”要求。至于申请大学时，要在这方面打动招生办的审核人员，有时从事六七十个小时的无偿贡献还远远不够。
有些高中生的学业并不突出，就因为“学雷锋”非常突出，而被大学录取了。比如，有的学生每年的暑假都到非洲或南美洲一些不发达国家去为穷人盖房子，经年不渝，终于感动了“上帝”。
哈佛大学为何把“高考状元”拒之门外（2）
普林斯顿大学曾录取了一个推销了大量童子军饼干的学生。童子军们大多爱在超市门口，或挨家挨户地向人推销饼干。在超市门口拦住来去匆匆的人们兜售饼干，十次难有一两次成功。挨家挨户兜售，话还没说，就先闹个大红脸。
这个女孩是怎么推销童子军饼干的？当成千上万的童子军在超市门口“守株待兔”或挨门挨户兜售时，这个女孩子异想天开地闯到某大公司，点名要见CEO。见到CEO后，她拿出几盒饼干，开始向不苟言笑的CEO兜售——从饼干怎么美味，讲到卖饼干的钱将怎样帮助贫困孩子，再讲到如果该公司做了这件善事将在社区造成的影响……女孩的胆略和智慧终于打动了CEO。CEO大笔一挥，订购了童子军饼干，数量大得让女孩目瞪口呆，好半天回不过神儿来。
女孩的胆略和智慧还打动了普林斯顿大学。大学看中的是这个敢想能做、与众不同的学生表现出来的潜在的领导素质。
寻找“未来的领导人才”，几乎是美国每一所大学都在积极追求的东西。学校学生会的领导，各种学生俱乐部的头头，各个学生活动的组织者，都是大学“捕猎”的对象。然而，表现领袖素质并不一定要担任什么“职务”，社会这个大课堂是青少年充分表演的舞台。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推销饼干的孩子，甚至比一个学生会主席更让大学动心的原因。
除了领导素质，美国大学招生办还要考查学生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的情况。
我认识一个来美国读高三的中国孩子，他对我说，我真不敢相信他的美国同学到外面做好事，从来不用学校组织，都是自愿的。其实，自觉自愿“学雷锋”的人有，但美国孩子参加公益活动更多的是因为学校的硬性要求。
我儿子矿矿上的是天主教会办的私立高中，要求学生参加公益活动比一般公立学校严格得多。有一天放学后，他兴致勃勃地要开车出去。问他去干什么，矿矿闪烁其辞，说是出去找人。一个小时后，矿矿回来了。再三追问，他才告诉我，刚才是去附近的几个教堂“找工作”去了。
原来，学校规定的60个小时的义工里，有一定的“工时”要在教会里完成。其他孩子家里都属于各种教会，要做义工，“自扫门前雪”就行了。我们不属于任何教会，矿矿有劲儿没处使，还得求人“施舍”一份义工。
从高一到高四，矿矿干过的义工工种繁多。有到教会干的，但大多是到城区里为穷人、伤残人服务。什么为穷人修建房子啦，到老人院陪老人聊天啦，带市区里穷人家的孩子上公园玩啦……搬运工、建筑工、“聊天”工、幼儿园的“男阿姨”……什么都干过。十几岁的孩子，正是贪玩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同他谈“助人为乐”的意义。很多时候，矿矿是硬着头皮去干义工的。我常常开玩笑地“警告”他：不“学雷锋”，就别想申请好学校。
把义工当作任务来完成的学生不少，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自觉自愿地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社会服务里。美国高校更看重的是这种货真价实的社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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