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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在自动铅笔上。就这样，我又带着它走了很多年。在我以后的求学生涯中，用过各式的笔——铅笔、自动铅笔、圆珠笔、钢笔、彩笔、毛笔，五花八门，却都是过眼烟云，来去不留痕迹。唯有外公修复过的那支自动铅笔，成为我的最爱。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期，北京城里，人人自危。大自然一旦“发怒”了，人类总有着许许多多的无奈和措手不及。然而，只有七十多岁高龄的外公依然是从容不迫的神态，并饶有兴致地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地震测试仪。他用了几根长短、粗细相同的小木棍按照几何原理，将它们错综复杂地搭成一个立体型的小支架，支架的顶端放着一个白色的乒乓球，支架的下方配备了一套自动的警铃装置。外公把这个测试仪放在走道的地板上。平日家里人从旁走来走去，小球纹丝不动。只要是地平面有稍微的震动，小球便会马上滚落下来，并引发铃声大作。这个测试仪，在大震之后的数次余震中，准确无误地为我们全家人报警，使我们能够及时、安全地疏散。
外公更是一个富有慈悲心怀的人。我上小学六年级时，忽然产生养蚕的愿望。我从同学那里要到一些蚕子，可是整个宿舍大院里，却没有一棵桑树，这让我为我的蚕宝宝发愁。外公知道后，说没关系，北京画院里有一棵参天高的桑树，他会每天给我带些桑叶回家的。于是，从那天起，外公每天从画院回来，都用一块湿毛巾包着几片青绿色的桑叶。有了外公的帮助，我便可以高枕无忧了。就这样，伴着外公的桑叶和我的期望，幼蚕一天天长大，终于到了吐丝的那一天。后来，我把那片柔柔细细的蚕丝放在我的墨盒里，成为我的读书用具之一。如今，那个墨盒早已不知了去向。可是，我一想起当时年迈的外公在受着“文革修理”的同时每日顶着酷暑在树下拾桑叶的情景，我便有一种揪心的痛。
六、蓦然回首（3）
松房外公到了晚年时，不幸患上食道癌。而第一个发现身患癌症的人恰恰是外公自己。他当时以极其冷静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疾病，积极地配合医生做各种各样的治疗。也正是从那时起，外公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一本本珍贵的日记，详细地记录了他老人家一生的追求和向往，以及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如何与疾病搏斗的心路历程。读了，让后人感慨万千。
尽管医生对外公的病进行了不懈的、精心的治疗，无奈癌细胞转移，损坏了许多其他的重要的器官，终因不治，外公于1982年在北京谢世，终年81岁。从那时到现在，岁月悠悠已经流过了二十多年。但每每想起他老人家对我的宠爱，我的思绪仍如脱缰之马，我的视线仍会被泪水模糊，于是我用思绪作笔、用泪水作墨汁，将我久久的思念洒在纸上。
松房外公的一生，是值得人们纪念和缅怀的一生。因为他毕竟不是一颗流星，瞬息即逝；他是一颗恒星，悄悄地升起在繁星灿烂的宇宙，默默地闪耀着独特的色彩，经久不息。
2啸伯一生口碑载道
奚啸伯，是我外婆奚稚梅的亲弟弟，我的舅外公。
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之初，啸伯先生就被誉为京剧界的四大须生之一，是老生行当中一位卓有成就的表演艺术家，是那个时代家喻户晓的一代风云人物。
啸伯先生本名承桓，祖姓喜塔腊氏，亦为满族正白旗人。其祖父曾任清廷理藩院尚书，后来入阁拜相，做过中堂，也称“裕中堂”。辛亥革命之后，清王朝覆灭，他的家道也随之中落。
啸伯先生自幼受到严格的启蒙教育，并自6岁起爱上京剧，11岁正式拜言菊朋先生为师。16岁那年，毅然放弃读书升学，挣脱了家庭的重重阻力，正式走上了艺术生活之路。
16岁的奚啸伯就已懂得如何下苦功夫学戏。那时他家住在安定门二条，早晨喊嗓子，总是一直走到安定门，一路走一路喊。下午晚上，则打靶练功，如此这般，五年如一日地勤学苦练，使他在学戏的过程中初见成效。
19岁那年，啸伯由票友而“下海”。从此，不断与各种名人搭班演戏。26岁时，开始与梅兰芳先生搭班。他领衔主演的著名戏剧有《四郎探母》、《宝莲灯》、《打鱼杀家》、《二进宫》、《白帝城》、《四进士》、《三国志》等数不胜数的戏剧。他一生匠心独运，其唱功和扮相都有独到之处，让人百看不厌，久听不烦。
啸伯先生一向刻苦好学，每演一出戏，必要搞清戏的历史背景，戏中人物的出身、经历、岁数、脾气、秉性等。除此之外，他还不断地潜心研究有关京剧的发声、喷口、吐字的发挥。他主张通过念白的声调、语气、感情去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表演，历来是细腻而洗练，大方而飘洒；既注重神韵，又追求意境。即使是在他成名之后，他仍旧虚心好学，博采众长、兼容并蓄，以勇于创新的精神继承、发展了京剧艺术的表现能力，创造了许多优美感人而又让人耳目一新的人物形象。
啸伯先生不仅唱戏功底好，其为人也是有口皆碑的。他的生活风度温文儒雅，诚恳谦和，跟徒弟相处，他总是待如家人，和蔼可亲、毫无名人的大架子。当今著名书法家、博士生导师、名票欧阳中石教授就是他的得意门生。平日里，他谈吐风趣，朋友成群。除了唱戏以外，他亦喜好历史、读书和书法。
啸伯是我外公和外婆府上经常来访的亲戚加友人。每每来时，总会给我外公讲戏，且是边讲边演，热闹非常。啸伯舅外公非常喜欢我外公的国画，我外公同样欣赏啸伯舅外公的戏，他们生前彼此之间的感情甚笃。
那时，在我孩童的眼里，啸伯舅外公不过是一个很慈善的老爷爷，总是和颜悦色地、慢慢地和我讲话。他很喜欢小孩，对我更是疼爱有加。他每次来访，一定会带一件玩具礼物送给我。在所有的礼物中，有两件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其一，是当年中国还不多见的儿童脚踏车。车子是清纯的栗色，既小巧又灵便，既可室内行走又可户外远足。其二，是一件更加别具一格的玩具，与我其他的玩具相去甚远。玩具是一对泥塑的老两口，两人的头部都是可以活动的。只要用手轻轻一碰，两人便可相对点头。两位老人分别坐在两把形象逼真的椅子上，全戴着金丝眼镜。所不同的是，老爷爷手握着报纸，老奶奶却忙着穿针引线。两位老人虽各有事做，可却在百忙之中，相对一笑，这一笑，仍似当年，情真意切。这种玩具，只能看不能玩，只可会意不可言传，我对此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六、蓦然回首（4）
舅外公给我的另一个印象，就是他每一次从石家庄回北京，必宴请众多的亲朋好友，他带着我们吃遍了京城的大饭庄。每上一道菜，他老人家必要先下筷子夹起来尝尝，品评一番，然后再请大家共赏。其间，欢声笑语不断。我那时虽然年幼，但是那种愉快的场面深深地留在了我童年的记忆中，今天回味起来仍会为之感动。
1966年“文革”席卷全国之后，我的舅外公就从未回过北京，而我有时会默默地想起他。后来听我外公说，啸伯舅外公在“文革”期间深受迫害，病魔缠身，最终医治不成，而结束了他苦乐至极的一生。
“文革”以后，啸伯舅外公像许许多多无辜的人们一样，得以平反。人们开始追念他，他生前的演唱录音带、个人传记又频频上市，成为人们娱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我这个已过中年的孙辈人，每当听到和看到这一切时，内心总有一种淡淡的惆怅以及一种对逝去岁月的感慨。
3母亲教诲根深蒂固
如前所述，我的母亲出生在一个大家族里，是满族正白旗。我的外公和外婆的祖先都在清朝内务府里做事，任职一品、总督之类的官位。当年在慈禧太后身边服侍多年的四格格，就是我外婆的九婶婶。
我母亲在大家族的女孩儿中排行第八，所以小名叫八妞。和她同父同母的还有两个哥哥，即我的大舅和二舅。但不幸的是，我大舅于15岁那年患上肺结核因医治无效而早逝。
从母亲的长相、气质和风格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是满族人的后代。年轻时的母亲长得极其文静而又清秀，典雅而又飘逸。她自幼按照满族人的习俗，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由北京女二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辅仁大学教育系，1952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后，转入学前教育专业。
母亲自上世纪50年代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外交部幼儿园工作，相继担任教养员、保教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