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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到了自己的力量，我们得到了丰收！对一个劳动者来讲，世界上有什么
比看到自己的劳动果实更喜悦的呢？
没想到正当我满怀热情从事教育工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林彪、
“四人帮”一伙，出于他们反革命的目的，利用党的失误把“左”的思潮推
向极端，制造了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他们架空了毛主席、迫害老干
部、打击广大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使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在那种情况
下，我当然不能幸免，我被一群所谓造反派诬蔑成“反革命”，关进了监狱，
并判了我二十年徒刑！无情的现实将我推入了绝境：家庭拆散了、职业没有
了，监狱的高墙、电网、镣铐、牢房。。明确地告诉我：我将失去一切！怎
么办？我当时陷入极度的悲愤中。我甚至在脑海里闪出了死的念头，想用死
来解脱这不公正的命运和惨痛的不幸。。但是，当我冷静下来，躺在牢房里
睡不着觉的时候，我认真地问我自己：“曲啸，你到底是不是反革命？”我
自己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死就能证明我的清白吗？不，证明不了，自杀是
弱者的表现，何况生命并不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决定把
自己的一生献给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当这一事业还在进行中，我为什么要
离开革命？但是，又怎样活下去呢？严酷的现实，迫使我不能不重新的考虑
一些重大的问题：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到底错没错？“文化大革命”到底是
怎么回事？中国将走向何处？。。这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必须得到明确的答
案。于是，我决定从我学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寻找答案。我把在狱中每月
发的钱都用来买了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
集》，凡是当时能买到的马列原著，我尽量买到手。我认真地学，认真地记
笔记。经过系统的学习，我逐渐地感到我的冤案，绝不是党的本质决定的，
而是党内外一些野心家的阴谋！我相信，共产党是有力量消灭她的敌人的。
我的命运既然和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那么只要党胜利了，我也就会被党解
救出来！所以，我不能死，也不能悲观、消沉。我给自己严格地规定了一条：
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做一件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事！为自己所信仰的真理斗
争下去！活下去！
当时，我被关押在抚顺监狱。抚顺监狱内设有机床厂，生产插床，我被
分配做车工。我手脚不笨，又有文化基础，掌握技术相对也就快一点。几年
的时间，我就能加工出国产品了。技术水平也能达到六级。当我看到自己加
工的零件组装成机床，并且运往国外时，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和安慰
感，我感到我没有白吃人民种的粮食。机床往外运的时候，我就跟着看。快
走到铁道边的时候，忽然后面大喊一声：“想逃跑是怎么的？”我当时心里
咯噔一下，怎么这么不理解人哪，难道犯人就没有爱国之情吗？别说我这样
的“犯人”，就是真正的犯人经过一段劳动改造政策的教育之后，也能有爱
国之情嘛，如果永远没有爱国之情，还改造他干什么？所以，要改造一个人、
教育一个人，你就必须知道人的心理规律，你不知道犯罪人的心理，怎么改
造他呢？因为我是学心理学的，我知道在心理学理论方面，有研究犯罪的，
但是研究罪犯的不太多。而犯罪和罪犯又是有联系的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
心理学家很少有机会和罪犯一起过日子。意大利被称为“犯罪心理学之父”
的龙布洛索，他也只不过到监狱里去观察了四年，而且是客观观察。而客观
观察和直接体验是两码事，就象看人家是“三好学生”和自己是“三好学生”
是两码事一样。我虽然不是心理学家，但我是学心理学的，如果我能利用和
各种各样的罪犯一起睡觉，一起吃饭，一起生活的机会，把罪犯的第一手资
料搜集整理出来，这不也是一点贡献吗？监狱总是不能白蹲呀！就是出于这
种想法，我开始搜集罪犯心理的第一手资料，为写罪犯心理学一书打下了基
础。
一兵同学，什么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受迫害、蹲监狱本身是一件坏事，
可是只要自己始终抱着积极的态度，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奋斗，那么在监
狱里接触罪犯，研究他们的心理，写出书来，也能从坏事中得到收获。变坏
事为好事！当然我并不是说我愿意进监狱，而是说，在“四人帮”一伙把我
关进那个地方，要置我于死地的情况下，自己还要顽强的生活下去，并要活
得有意义，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终于以它自身的灭亡而告终。1979年，我
的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的冤案也彻底平反了。新的生活开始了，而生活中新的
矛盾也同时摆在面前，应该怎样去处理好呢？怎样把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付诸
于新的生活实践呢？这又是面临的许多重要课题。这里，举几件事情向你讲
一下我是怎样处理的：
我今年已经五十四岁了，年轻时的宝贵时间大部分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那时候想干没有条件干，连个公民劳动的权利都没有。今天彻底平反了，是
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了，现在不干什么时候干？所以，有时我和青年交谈的
时候问他们：“咱们经常讲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热爱人民，
那么，爱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对方往往回答不出来。一兵同学，你考虑过
这个问题吗？我认为，爱的本质是给予，而不是获得。衡量一个人的爱是否
真诚，那就要看这个人能不能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献给他所热爱的对象。
热爱祖国，那么就应该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献给我们的祖国，献给我们的党，
献给我们的事业。
平反以后，开始我仍在原来那个劳改农场子弟学校教高中语文课。那时
候，这个农场的中学，有几个分校，没有体育教师，等着上级派还不知要等
到哪年哪月，只有自己解决。我对领导说：“咱们自己培养吧。”领导说：
“行吗？”我说：“行。我是学教育理论的，对体育教学也了解一些，我本
人又是经过专门训练过的运动员，可以担负这个任务。”我用三个月的业余
时间，写出了一本《体育教学法讲义》。在
1979年暑假期间，办了一个体育
教师培训班，每天上午讲理论课，下午进行田径、球类、器械操等各种体育
项目实践教学。整个假期一天也没休息，培养了十三名体育教师。结业的时
候，领导奖给我一条毛巾和一只茶杯，我挺高兴。有的同志说：“你暑假一
天也没休息，给这点东西算啥？应该给讲课费。”我说，我不是为了钱，奖
品再少，它总是奖啊。领导给了我，咋不给别人呢？再说我们五十年代的大
学毕业生，也没学过不给钱就不干活这一招啊！本来嘛，我能有知识是党用
人民助学金培养的，我应该把它献给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而不能把它变成
私有的资本向组织讨价还价。
1981年，专业归口，我被调到营口市教育学院，担任心理学课。当时，
心理学教师只有两个人。不久，那位老师又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人少课
多，怎么办呢？只有加班加点干，有时一周要上二十四节课。本来大学教师，
国家规定每周最多是八节课。可是，工作既然摆在面前了，那就要承担下来，
我不干谁干？是不是这额外的课都有报酬呢？一分钱也没有。一是学院没有
钱，另一个是当时也没有那个规定，何况学院的很多老教师也是不计报酬这
样干的。创业嘛，有什么说的。如果必须给钱才干活，那么给你多少钱你能
象黄继光那样用自己的胸膛去堵敌人的枪眼？那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又是为
了什么呢？现在常常见到一些计较报酬的人好说：“大家不都是为了钱吗？”
我看文章就在这个“都”字上。共产党人，不是为钱活着，是为实现全人类
的解放而斗争。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那么高职务，临逝世的时候，身上穿的
衬衣还是破旧的；方志敏军长临牺牲的时候，兜里一无所有；杨靖宇将军在
战斗中不幸牺牲，敌人解剖他的遗体，胃里全是草根！这些革命先辈为了事
业而表现出的高风亮节，不正是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吗？
现在，最常见的、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工资问题，另一个是房子问题。
我在平反之后，也遇到这些问题。拿工资来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