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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的把岛占了，在上面爱干什么干什么就行了――只要别搞得地方官府对上面交代不了就行，反正这种事情历来是瞒上不瞒下的。”
司凯德皱眉道：“能挨几年呢？总要露馅的。”
邬德轻轻的敲了下桌子：“时间”他严肃的说，“三年前我们不占临高县城，待在城外发展也是靠了这个瞒上不瞒下――我们赢得了时间。我们还要再赢得三五年的时间。”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煤铁复合体成型，第二个五年计划就是大规模的暴装备暴兵员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就不再需要大明认可或者容忍了。
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广东和谈小组”，准备重返广州，与广东官府进行接触。大致准备走三天不同的线路。首先是高举的路线，其次是李洛由，最后是广州一部分和广州站交往较深的官绅，来个多管齐下。
吴南海这时候要求发言：“可支配人力增加了一万，我们的粮食问题就出来了。”
临高的粮食问题是比较突出的，本身县里的粮食产量有限，外来人口涌入又很多。大量的人口集中在在学校、行政部门、军事单位和工业企业等非农业生产部门，提高单位亩产和扩大种植面积的工作展开不久，所以整体的粮食供应偏紧，虽然目前尚可自给有余，但是已经形成了对越南大米供应的依赖性。
增加的一万名俘虏，按照营养学博士陈思根的提出的个人配给标准，从事筑路这样的重体力劳动者，每人每天的热量要达到3600千卡，至少也不能低于3000千卡。这个数字如果全靠碳水化合物供应的话等于每天必须供应给俘虏750克的糙米或者相当的淀粉食品。
“一万人，每天的供应量是7。5吨糙米。”吴南海着重指出了这个数字的巨大，“一个30天的月份消耗就是225吨。”
邬德一边听一边计算着存粮数字，他开始皱眉了。这样一来临高的粮食安全储备周期就会一下缩短十一天时间。
“而且糙米的蛋白质和脂肪含量不高，长期只有碳水化合物摄入，对健康不利。我们需要向劳工和俘虏提供更多的蛋白质、脂肪。保证他们能长期稳定的为我们工作，同时也减少粮食的直接消耗。”吴南海说，
马千瞩说：“你说你想要怎么办吧。”
吴南海说：“我希望改变我们的渔业体制，海洋捕鱼应该从海军中独立出来――这毕竟是个农业项目，由海军兼管渔业体制上不顺。”
海洋捕捞业的确是现阶段唯一可以快速大量提供蛋白质和脂肪来源的产业。正是靠了海上捕鱼，临高政权才能大致勉强保证下元老和统治下劳工、应该军队的蛋白质供应。
拥挤的会议室里响起了一阵低低的议论声：吴南海一贯以低调无争著称，现在突然直接攻击体制问题，要夺回渔业权，这让大家很意外。
现行的渔业体制是海军管理渔业。渔船也是海军的特务艇。一部分特务艇专门进行捕鱼作业。除了海军直接捕鱼之外，还有海军在博铺附近的渔场搞得“渔业税”，每条私人渔船必须缴纳捕获量的五分之一。
不管是海军的捕获物还是渔民的捕捞税，全部缴纳到农业部属下的海产品加工厂。总量是相当可观的。
叶雨茗这时候也加入了进来：“我们天地会牵头成立了渔业协会，想改良渔民的设备和生产技术，但是现在海军直接控制渔场和渔船的做法对大范围的渔业推广和改进非常的不利。我完全支持吴委员的看法，海军不应该再管渔业。”
“还有向渔民征收捕捞税――海军收税也说不通。”程栋慢悠悠的表态了，“我个人认为税务权力必须统一。再者直接征收实物税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倒退，不利于发展商品经济。”
正文【分卷阅读】 第一百零一节 民政工作
第一百零一节民政工作
马千瞩说：“过去这样规定有从权的考虑当初我们摊子小，不宜搞得太细，各单位都是一专多能――也是为了提高效率。现在既然要搞制度建设，吴委员和大家这么提出来很好。”他顿了下，“这件事情可以在元老院的会议上提出来审议。”
文德嗣皱了下眉，想说什么，但是没说出来。
会议上接着又就一系列的后续问题进行了讨论，特别是何时对海南全岛施展占领的讨论。实际占领必然牵扯到驻军和干部配置的问题，这两者现在暂时都很缺乏。经过讨论会议作出决定，先占据澄迈－琼山一带，控制海南出入口岸，然后再逐一对全岛各个州县进行实际占领。
“这样的话，岂不是还要扩军？”有人在下面窃窃私语。这次战争结束之后陆海军总人数超过万人。原本在企划院、元老院和政务院里就有一种声音，希望战争结束之后进行裁军，将海陆军人数缩小到一个较为合理的范围，或者至少使得军队的规模不再膨胀。
现在要占领全岛，海南全府有州县十三。除去临高之后，每个州县至少要派驻一个连的驻军，全岛就需要十二个步兵连的基本驻军。这样一来，陆军不但不能裁减，还得增加一部分才能够用。不仅元老院和行政官僚体制内的人员不愿意看到陆军的进一步膨胀，海军同样也不希望在人力紧张的状况下陆军急需蚕食有限的人口资源。
“不需要扩军。”马千瞩说，“利用现有的兵力就可以了，我们实际上用不着每个县都派驻一个步兵连。”
“不派驻军，我们的统治权建立不起来啊。”没有武力作为后盾的政权显然是不能行政下乡的，而行政下乡这是他们最为看重也是竭力推行的一点。
光靠远处的威慑力就无法有效的行政，少量的干部根本不能沉入基层，一旦触及到地方势力的核心利益，就会被地方势力用暴力或者非暴力的手段“挤”出去。进行一次二次的报复并不能产生长期性的效果。最后就只能对地方势力让步：通过出让部分行政权力来换取地方势力的合作，保证纳税完粮。这无非又是在重蹈唐宋以来政权不下乡的覆辙了。
早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之前，中央政务院就专门组织民政委员会的人员，对战后如何在尽量少派驻军队的前提下保证派出干部能够在当地有效的作为进行了研究。
进行这项研究的人并不是军人，但是研究人员对日本人在东北和华北的治安战和建国之后建立基层政权、肃清土匪的行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之后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完善的县级政权，每个县至少应该有一个县中队能够供县领导直接指挥，这样才能保证最起码的武力威慑和治安。如果不能做到这点，至少要保证在发出求救信号之后2～3天内能够有救援部队赶到。
“一个县中队就是一个连，和刚才说得每个县一个步兵连有区别么？”邬德虽然很赞同一个县一个中队的设置，但是这个每县一个中队的布置依然超出了企划院原先的打算――尽量减少军队的规模。
“有很大区别。”说话的人是被指派进行这项研究的民政人民委员会的副人民委员刘牧州。一个长着络腮胡的小白脸，举止儒雅，尽管说着一口尽量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不时却会露出苏白的口音。
“县中队是一种地方武装，换句话说类似武装警察。不管是训练还是装备都可以较为简单。包括人员和维持经费也可以尽量取自于地方。”他说，“我建议县中队可以尽量用本地人担任，军饷也不需要象正规军这么高。”
刘牧州的方案是派遣武装工作队进入各个县，尽量以大明官方的名义进行。比如澄迈的“善后局”就是一个范例。其他地方虽然不能用善后的名义，但是其他名义类似的官民合办机构诸如“乡约局”、“绥靖局”等等临时机构均可拿来借用。先从插手当地的主要问题入手，逐渐把权力扩大到县政的各个方面。等到时机成熟，再清理县里的胥吏阶层，全面控制县政。
“一开始的武装工作队必须有强大的武力作为保护，一个步兵连是应该有得。否则很难应对当地的复杂局面。根据各方面的情报汇总，琼州府各县的匪患都非常严重，而且地方上的豪族大姓差不多就是土皇帝，几乎个个拥有武装。没有强大的武力作后盾谁都不会鸟你。”刘牧州阐述着他的具体行动方案，对马千瞩等人来说这没什么稀罕的：无非是GCD当年接收政权的时候搞过的一套的翻版：派遣工作队－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寻找合作者－培训当地干部－建立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