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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7页。
36同上，第8页。
37同上，第9页。
38《顾维钧回忆录》（1），中华书局版，第119—121页。
39参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670—678页。
40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16页。
41参见同上，第117页。
42曾彝进，字书度，四川华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大法学部，于有贺长雄有师生之谊。毕业后回国，先后任职于工部、邮传部、大理院、资政院；民国时曾任约法会议议员、政事堂参议、国务院参议兼总统府秘书，是袁世凯的心腹幕僚。“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负责对日外交秘密事务。
43有贺长雄（1860—1921），日本国际法学家。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后留学德、奥，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枢密院书记官、东京帝国大学国际法教授。1913年由袁世凯的英籍政治顾问莫里循推荐，被聘为中国政府法律顾问。
44松方正义（1835—1924），日本元老政治家，曾两次出任日本内阁首相，七次担任日本大藏大臣，创办了日本的金本位和纸币制度，因此贡献被天皇封为华族，生前是日本政界和财界有影响的重量级人物。
45山县有朋（1838—1922）日本长州人，出身于武士家庭，元老派政治家；历任内务大臣、枢密院议长、法务大臣、陆军大臣，日俄战争时任日第一军军长，后升任参谋总长、陆军大将、元帅，他也曾两度出任日本首相，先后被天皇晋封为侯爵、公爵。
46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近代稗海》（第3辑）第282—284页。
47同上，第284页。
48同上，第286页。
49孙宝琦（1867—1931）字慕韩，浙江杭县人。长期任职于北洋，袁世凯小站练兵以前，即与其结拜为兄弟，两人关系既深且久。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孙官运亨通，从直隶候补道而先后出任驻法国、德国公使、山东巡抚；民国后与袁氏结为儿女姻亲，历任外交、财政总长、审计院长、代国务总理等职。
50日置益（1861—1926），日本外交官，1914—1917年任驻华公使，是“二十一条”交涉时的日方首席代表。后出任驻北欧国家公使和驻德国大使。
51芮恩施（1869—1923），美国外交官。威斯康辛大学毕业，曾任该校政治学教授。1913—1919年出任驻华公使，此后被北洋政府聘为法律顾问。
52《顾维钧回忆录》（1）第122—124页。
53参见《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第398、401页。
54《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381—382页。
55包尔汉：《杨增新统治时期》，《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1辑）第139页。
56曾叔度：《我所经手的二十一条的内幕》，《近代稗海》（第3辑）第286页。
57参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35—36页。
58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近代稗海》（第3辑）第287—289页。
59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40—141页。
60王禹廷：《中原大战史话》，书目文献出版社版，第80—81页。
61《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142页。
62《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北洋军阀》（二）第782页。
63《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234页。
64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转引自贾熟村《北洋军阀时期的交通系》，河南人民出版社版，第87—88页。
65同上，第89页。
66《中日二十一条史料全编》第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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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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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27页。
68参见《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三辑，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62页。
69日置益提出的五项“引诱条件”是：
（1）在一定条件下，将胶州湾交还中国；
（2）保证袁大总统及其政府之安全；
（3）严格取缔日本及其保护下之革命党员、宗社党员、留学生及不法日本商民与浪人；
（4）奏请给袁大总统及其政府各部部长援助；
（5）同意修改税率。
以上参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13—14页。
70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上），山东友谊出版社版，第586页。
71同上，第435—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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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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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袁世凯的政治生命和个体生命都走到了尽头。看看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前前后后，就会知道什么叫作“一失足成千古恨”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恢复帝制都不能不说是一种逆潮流而动的做法。在当时危机潜伏，扰攘不已的中国，此举无异于授人以柄，反对派可以名正言顺地号召全国，使刚刚平静不久的中华大地再起烽烟。本章开头所选的引文，就是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形势下，被迫撤消帝制的申令。“天作孽，犹可逭；自作孽，不可活。”袁世凯帝制自为，闹了个众叛亲离，身败名裂，最后羞愤而亡的下场，可说是自作自受。但值得探讨的是，以袁这种一向精明稳重之人，怎么忽然昏了头，一股劲地往险路上走？袁世凯属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代的早期政治家，是过渡性的、亦新亦旧的历史人物，这种人物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所由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所以他成为大总统之后，想更进一步，动了做皇帝的念头毋宁说是很自然的，如果他不那么急，而是假以时日，先把江山坐稳了再说，也不见得就一定不能成功。所以，他为什么会着急偾事的主观原因，是值得探讨的。再有，何以会出现墙倒众人推的局面？特别是各种政治派别何以会不约而同地借此反袁，而原来团结紧密的北洋集团何以不再服从袁氏，从而导致了他的最终失败，这是需要探讨的客观原因。袁的失败给后来者树起了一块警告牌，大家明白了称帝原来是做不得的事情。后来的某些独裁者尽管实际权力不逊于皇帝，但不再有人敢于称帝，这可算是袁氏从反面为中国政治做了贡献吧。但袁氏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中国近代改良主义的失败，更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失败，所以它不但是袁氏个人的悲剧，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古代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说法，领袖人物能有那么大的作用，甚至将整个民族拖入灾难，就在于独裁专制体制赋予了个人太大的权力，所以个人的失误往往会造成全局性的危机和灾难。
关于撤消帝制的大总统申令1
（1916年3月22日）
政事堂奉申令：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恭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2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3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倘有墨、葡之争，必为越、缅之续，遂有多数人主张恢复帝制，言之成理。将吏士庶，同此悃忱，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制，并合词推戴。中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予更无讨论之余地。然终以骤跻大位，背弃誓词，道德信义，无以自解，掬诚辞让，以表素怀。乃该院坚谓元首誓词，根于地位，当随民意为从违，责备弥严，已至无可诿避，始以筹备为辞，，藉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计从缓，凡劝进之文，均不许呈递。旋即提前召集立法院，以期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俟转圜。予忧患余生，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知。辛亥事起，谬为众论所推，勉（强）出维持，力支危局，但知救国，不知其他。中国数千年来史册所载，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让之诚，而一部分之人心，又疑为权利思想，性情隔阂，酿为厉阶4。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以至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5内省，良用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