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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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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9世纪殖民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同豺狼讲诚信可乎？曾、李均由进士而翰林，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以诚信立身待人固然是君子所应为，但以此作为对待列强的法宝，未免迂阔。实际上李鸿章在外交上也并未完全遵循曾国藩的教诲，而是“与洋人交，略为参用痞子手段”；看他对待更为弱小的朝鲜的所为和对大行外交权术的袁世凯的倚重，就可知所谓“诚”字完全是迷惑列强的障眼法。但不知什么原因，李独对貌似谦恭，内藏诡诈的伊藤怀有好感。乙酉年天津谈判时，李落入伊藤的圈套而不自知，事后反而致函总署称赞伊藤是个人才，颇有惺惺相惜的意思。君子可以欺其方，东学党的起义已如火如荼，诡谲如伊藤者能不知道？个人的私交再好，在国家利益冲突面前也要让步。李鸿章一误再误，事后仍不醒悟，遂又有中俄密约的产生，贻害无穷。当然中国外交失败的责任也不应全由李鸿章来负，国家外强中干，办外交的人腰杆子想硬也硬不起来，外交斗争归根结底也是国家实力的较量。相反，袁世凯的头脑要清醒得多，他那套纵横捭阖的权术在朝鲜的外交战场上一直没落下风，但真到了兵戎相见之际，没有强有力的军事为后盾，他亦陷入困境，难有作为了。
6月9日，大鸟率四百名日军抵达仁川，翌日到达汉城；同时，派赴朝鲜平乱的聂士成、叶志超部清军也相继抵达距汉城一百五十余里的牙山。此时，东学党被政府军打败，又迫于清军大兵压境，内部产生了分裂，全？准遂与政府军议和，并于6月12日率起义军退出全州。由于动乱趋于平息，袁世凯电告李鸿章暂缓增兵，并会晤大鸟圭介，据袁发给北洋的电报，双方会谈情况如下：
凯谓，韩国乱事已渐平，我国兵拟早撤，以免暑雨。如果听到日本派遣大兵，自然也将增兵前来。因相互防备，必生嫌隙。倘若在韩西方人伺隙播弄，或西方人也派兵来候收渔利，不但韩国危急，对中国日本亦必有损。中日和睦，亚洲大局可保。倘若互生嫌隙，徒然自害。我辈奉使，应统筹全局以利国家，岂可效武夫庆幸多事？我深知必无利，故尚未调一兵来汉（城）。大鸟回答说甚是，我正好有相同见解。我国政府把韩国匪徒看的太重，（所以）才从速派遣大兵，我年逾六旬，岂能愿意生事？……我们二人就此约定，我除八百（士兵）外尽力阻止增兵，你也发电阻止中国增兵，我二人在这里必可推诚商办。66
袁所贯彻的是清廷和李鸿章的意图：韩乱将平，双方可依《天津条约》同时撤军，相安无事。大鸟则完全是虚以委蛇。早在5月，日军即已秘密动员。6月1日（旧历四月二十八日），日本政府在得知朝鲜正式向清廷请援的当日，即召开了内阁会议，并请日军参谋总长等军方要人参加，决定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出兵朝鲜。其行动策略是：在外交上“尽可能居于被动者地位，事事使中国成为主动者”，“极力避免和第三国发生纠葛”；在军事上“力争居主动地位，一切要先发制人，以便处处陷中国于不利地位67。”会后即着手组成指挥战争的大本营。朝鲜国内局势稳定后，日本也根本不打算撤军，而是训令大鸟按原定计划继续增兵朝鲜。大鸟之所以与袁订约，为的是在朝日军人数还不足以形成对清军的压倒性优势之前，麻痹中国，延缓清廷的增兵速度，占据先机。在此次约定之后，日本仍源源不断向朝增兵，到六月底，在朝日军已有陆军万人，兵舰七艘，集中在仁川、汉城一带，构筑工事，准备作战。
日军在朝鲜站稳脚步之后，即按其既定方针，向清廷提出共管朝鲜的三端建议：（1）日、中共同会剿东学党；（2）日、中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和税务；（3）日、中共同训练朝鲜军队。三端之外还有两个附加条件，即无论清廷同意与否，日本决不撤军；清廷不同意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日本将独力进行68。李鸿章则指示驻日公使汪凤藻，“韩贼已平，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乙酉伊藤与我订约，事定撤回。又，日韩条约承认韩国自主，尤其没有干预内政之权，均难于条约之外另商办法”，拒绝了日本的建议69。李鸿章试图以公法和条约制约日本，孰不知日本对此有利于己则用，不利于己则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两国间的条约视同无物。李鸿章见中日交涉撤军已不可能，遂转而求助于列强调停，迫日撤军。此后一段时间内朝鲜的局面是：日本积极备战增兵，中国则无所作为，坐待各国调停。事态的发展竟好像完全是按照日本的行动策略进行的，即外交上中国积极，日本消极；军事上中国消极，日本积极。如果说中国在军事上本来还有机会的话70，随着时间的流逝，甲午之战的败局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但外交上的失误绝对是重大起因之一71。清廷昧于潮流与时局，顽固坚持“天朝——四夷”的过时观念，固步自封，失误不断。在朝鲜问题上，不明公法，放弃宗主国之责任于前，不知变通于后，最终陷入了自己没有准备且不情愿进行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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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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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在朝鲜的行动步骤来看，清廷以往的失误被抓住作为其侵略行动的外交掩护十分明显。日本在诱使清廷出兵后，立即以保护使馆商民的名义出兵朝鲜，而后要求共同会剿东学党，再后提出日中共同改革韩国内政，其借口均出于《天津条约》的有关规定；在遭到清廷拒绝后，遂依仗优势兵力，强力迫使朝鲜“改革内政”，实即建立亲日政府，再以此政府之名义否认朝鲜为清属国，并请求日本代为驱逐在朝清军，其根据则是自《江华条约》起，日本就从未承认过朝为中国的藩属，而这恰恰是当年（1875年）中日交涉时清廷放弃宗主国责任，让日本钻了空子所致。其颟顸可叹，其惨败亦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在清廷军事观望，寄希望于列强的外交调停之际，身在一线的袁世凯已觉察到苗头不对。面对源源不断开到汉城的日军，他感到中日之较量将由外交转为军事，而他赤手空拳，单凭口舌已难有作为，遂于6月18日（旧历五月十五日）致电驻军牙山的叶志超：
日人跳梁，意在防我，强行以大兵入我藩国首都，终将相机狡猾图谋。我方如一振作，日方必自衰落。只是派兵的来意，在保局息事，殊无可奈何。麾下不妨先散播进军汉城的声势而不必马上开进，看其如何转变态度？
袁的意图是要叶虚张声势，作出欲进兵汉城的样子，使自己对日交涉有所倚恃，无奈叶怕刺激日本，并不响应。李鸿章一再指示袁与日使大鸟交涉，要求日本停止增兵朝鲜，其实，武力控制朝鲜已是日本既定国策，正全力贯彻执行，岂是袁世凯所能阻止的？袁同日致电北洋，陈述其所处的外交困境：“凯屡次与之协商，均反复无常，极为可恨，恐怕非口舌所能争”；袁联络各国驻汉城外交官共同诘问大鸟日本增兵之事，“然而日本气势甚为凶悍，各国官员一时亦无可奈何。”至此，袁世凯已完全意识到事态已发展到实力较量阶段，而清廷政策是“保局息事”，有军队也不能使用，瘸了军事这条腿，在日军环伺的汉城，单凭口舌之争已不可能有何作为，如果坚持和局，也不是在汉城所能解决的：“屡次努力劝阻大鸟毋令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