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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评传-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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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自幼受教于名师,见多识广,人情练达远过于本地士子,他对此也很自负。然而此次秋闱,他主持的文社中有两人中举,他自己却又名落孙山,感到十分丢脸。于是“倾箧举所作诗文付之一炬,曰:‘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5”颇有汉代班超投笔从戎的气概。袁世凯决意北上京都,以自己的官场经验和父辈们的人际关系谋取前程。可他居乡二年,不事生产,坐吃山空,家产挥霍了大半。为筹措进京活动的川资,不得不向亲友借钱。到京后遍访父辈们的门生故旧,试图谋个一官半职,结果官没谋到,钱却花光了,还是靠了故交徐世昌的资助,世凯才有了回乡的路费。这一段经历使他看到了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也使他的头脑冷静、现实起来。后来在得到一封写给李鸿章的荐书时,他经过一番权衡,感到自己无位无名无财,在李鸿章人才济济的幕府中很难出头,便断然放弃了这个机会,决心弃文从武,投奔嗣父的好友,督办山东海防的吴长庆。
关于袁世凯投奔吴长庆一事,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与袁直接有关的人的说法有三种,但各不相同。一是张謇,当时在吴长庆幕府,袁世凯初到庆军时,张曾受吴长庆委托,教袁作八股文。1930年出版,由其子张孝若编写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说,袁投奔吴长庆时,带了家乡旧部几十人一同前往。后来这些人由吴长庆给资遣回,只留下了袁世凯一人。二是张黎辉根据袁世凯本人这一时期的家信,研究分析后得出结论是,袁世凯是由天津他的堂叔袁保龄处乘船赴登州投奔吴长庆的,袁保龄还赠送给他四十两银子的川资。三是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原名袁叔桢)的回忆,说袁是由上海北上投奔吴长庆的。袁静雪是袁世凯的爱女,她的说法应该出自袁世凯本人,按她的讲述,袁世凯在上海还经历了一场红尘奇遇。“落魄公子床头金尽,风尘知己赠银赎身”,在中国传统的戏剧传奇和话本小说中是常见的题材,这次却让袁世凯赶上了。据袁静雪讲述,当时的过程如下:

初露峥嵘一(3)

他曾到上海谋事。上海是当时最繁华的地方,他一方面想领略一下这里的风光,另一方面也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谋事的机会总要比较多些。但是,他营谋了一个时期,始终没有成就。那时侯,他一个人住在旅店里,感到寂寞,就去逛妓院。由此结识了一个苏州籍的名妓沈氏,这就是后来他所娶的大姨太太。他们两人见面以后,情好日密。沈氏劝他及早离开上海,另谋出路,并且资助他盘费,鼓励他早日成行。行前,沈氏备酒送行。席间对他说明,在他去了以后,她立刻就自己出钱赎身,搬出妓院,希望他努力功名,不要相负。我父亲听了之后,也就指天誓日,洒泪而别。后来,他随吴长庆到了朝鲜,果然把她接了去,做他的大姨太太。
当他由上海前往山东的时候,无意间在途中遇见了阮忠枢,由于他们同行同宿了几天,因此互相结识。通过交谈,他知道阮忠枢将进京应试,他也将自己的家世和现在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阮忠枢。阮又帮助了他一些川资,然后才依依惜别。别后,我父亲径直到了山东登州,向吴长庆投效。那时侯他已经是22岁了。有的人说,我父亲到山东投军时,曾冒昧地携带了他父亲的旧部几十个人一同前往投效,因而吴长庆对他的印象很不好。这种说法,大概是不确实的。要知道,他由项城老家出来以后,是由上海前往山东的。这么多的人,如果和他一道绕道,他在举目无亲的上海是无法安置这些人的;何况他本人还先后受过沈氏和阮忠枢的接济,他又怎么能够有余钱供给这些人的食用呢?6
后两种说法否定了第一种说法,因为当时的袁世凯落拓困顿,自己还要靠别人资助路费,是负担不起几十个老乡一路上的花销的。但第二种说法除说明袁确实到过天津,赴山东时他堂叔资助了川资一事外,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否定袁世凯由上海北上的说法。而且如果袁世凯是直接由河南老家经天津去登州的话,就没办法解释袁何以能结识身在江南的沈氏,并把她娶到朝鲜作姨太太的事情;因为袁从1881年到登州后的四年内,一直身在庆军,根本没有机会回家和回国。而如果袁世凯径直去了山东,则袁保龄资助路费一事又从何说起呢?
上文曾提到袁世凯曾得到一封写给李鸿章的荐书,荐书据说是出自李鸿章的亲信幕僚周馥之手。周馥与袁保龄当时同在李鸿章幕府。从这一线索判断,袁世凯并没有直接去山东,而是从上海北上天津,他堂叔托周馥(因为是自己侄儿,袁保龄须避嫌)写下荐书,让他在北洋谋事。袁世凯经过权衡,最终还是决定投奔吴长庆,袁保龄于是资助给他路费。这样后两说合而为一,顺理成章。
通观袁世凯自立后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已具备日后成功的重要政治潜质。有人把成大事者的基本素质归结为三句话,曰:爱才如命,挥金如土,杀人如麻。袁世凯此时尚未掌握有生杀的权力,第三点素质自然无从表现。但前两种素质,他不仅具备,而且出色。
首先,袁世凯不仅爱惜,而且极为善于笼络人才。比如组织文社,把家乡的士子聚集在自己的旗下,就表现出他具有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把具有“文人相轻”传统的士子们聚集在一起决非易事)。又如,当时穷困潦倒,在陈州教书的徐世昌拜访求告于他时,他不仅不轻视徐,反而一见如故,结拜为兄弟,解囊赠款,资助其赴省应试。徐后来中进士,点翰林,仕途发达,成为袁一生事业中的重要谋士和清末民初政坛中的重要人物,即发轫于此。
其次,袁世凯不看重金钱资财,而是将之视为实现自己愿望和目的的工具,因而能够不役于金钱。由于“慷慨好施与”,捐资办文社,资助寒士,家产挥霍大半,以至自己也要向人求告,但他并不因此而后悔,变得吝啬起来。即使用的是母亲们的私房钱和借来的钱,他也并不仔细,而是更为注重维持其世家子弟的气派。据袁静雪回忆,袁世凯落第之后,原想进京走捐官这条路,“可他到了北京,却把那捐官的正事搁在脑后,一味地讲吃、讲穿、讲玩乐。有一些兴赌害人的人,看到他孤身一人,认为可欺,便合伙引诱他去赌博,把他所带的钱都给赢去。他官既没捐成,钱又输了个净尽7”。从军后的头几年,袁世凯年薪只有四十两银子,过了一段相当拮据的日子,但这仍不足以改掉他早年养成的豪奢习气。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做大事者多有此气概,大概是因抱负远大,才不看中钱财的罢。
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袁世凯具有极强的现实感,这也是一种基本的政治素质。比如,两榜落第后他能断然放弃科举之路,立志从事功上出头,证明他有现实感,有自知之明。他自小不好章句,自知不是作学问的材料;而乱世人才多以军功起家,曾左李胡8和他的祖、父辈都是榜样。又如,当得到写给当时权势如日中天的李鸿章的推荐书时,一般人均会忙不迭地赶去投靠,而他却能冷静地权衡利弊,放弃来之不易的机会,扬长避短,改投权势、名气都要小得多的吴长庆。袁在其一生事业的重要关头,多次表现出这种现实感,这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初露峥嵘一(4)

实际上,袁甲三、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等均是李鸿章为首的淮军系统的重要成员,而当时在位的淮系大员如刘铭传、丁汝昌、周馥、吴长庆等均是袁世凯的父执辈,袁为何不去依附当时在李鸿章幕府,极受倚重的堂叔袁保龄或其他父执,而选择投奔吴长庆呢?这就不能不提到其嗣父与吴的特殊关系了。
吴长庆(1834—1884),字筱轩,安徽庐江人。其父吴廷香有文名,是当地的绅士,受命办理庐江团练,1854年太平军攻破庐江时战死。庐江被围困时,吴廷香派遣吴长庆到宿州向身兼督办安徽团练大臣的清军统帅袁甲三求救,当时袁保恒、袁保庆俱在军中效力,袁甲三对是否援救庐江踌躇不决,问计于子侄。袁保庆力主增援,袁保恒则坚持不能分兵,二人争执不下,致使耽延时日,庐州城破,吴廷香死节。吴长庆愤而与袁保恒断交,与袁保庆则“订兄弟之好”。后来袁保庆为官南京时,驻扎在浦口的吴长庆与他时相过从,感情非常好。袁保庆患霍乱突然病逝,吴渡江视殓,抚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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