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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3月26日，周恩来总理进行了第三次大手术。6月16日，周恩来总理给毛泽东主席写信，他在信中说了3月26日做第三次大手术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并告诉毛泽东主席，这一段时间“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但“膀胱出血仍未断”，癌细胞屡有发现。经与中央常委四人研究后，决定提前进行膀胱镜电烧治疗。周恩来总理还说，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61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信中他还请毛泽东主席“早治眼病”，以利于健康和工作。当天晚上到第二天凌晨，周恩来总理做了治疗手术。9月20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做大手术治疗。当时，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人都在医院守候。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总理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自己在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之后，周总理躺在平车上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即上前俯身问候。周恩来总理握住邓小平的手，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10月24日，周恩来总理病情继续恶化，终日卧床不起。这天晚上到第二天凌晨，医疗组再次施行手术治疗，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在医院守候。12月中下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已经病势危重，靠鼻饲、输液、输血等维持生命，时常进入昏睡状态。负责治疗的医疗小组成员分班昼夜守护，监视病情发展。每当周总理醒来时，头脑仍然清楚，或与前来探望的人作简短交谈，或要求医护人员给他读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等，有时还要求听听广播。为减轻病痛，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并竭尽全力，延长周总理的生命。
在此期间，周恩来总理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就与夫人邓颖超共同商定、相互保证，死后将两人骨灰全部撒掉，不作任何保留。当周恩来总理知道自己的病已经不能再挽救的时候，一再叮嘱邓颖超：一定遵守过去的约定，死后不要保留骨灰，要将骨灰全部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关于丧事，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同时，周恩来总理还多次询问毛泽东主席的身体状况，询问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健康，并对一些回忆得起来的党内领导干部、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和过去身边工作人员的处境、下落等，表示关切。
1976年1月5日凌晨，周恩来总理做了最后一次治疗手术，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前来看望、守候。1月7日晚上11时，周恩来总理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他微睁双眼，辨认出面前的吴阶平等人，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生前说的最后的话。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总理病逝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5医院，终年78岁。虽然，卫戍区部队官兵给周恩来总理献血的事实，我们还没有找到更有说服力的文字记录，但已经充分说明了，警卫部队的官兵们对周恩来总理的爱戴。
中央教导队成立（1）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全面抗战的掀起和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信空前提高了，党与国内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的接触，也日渐增多了。延安成为了全国抗战的政治领导中心。但这些，却对担负警卫任务的警卫部队增加了难度。由于各层面的人对延安给予了极大的注意，敌人则把延安作为他们破坏的主要目标。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党中央所在的延安的内外形势，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曾派飞机多次轰炸延安；有些国民党的特务和日寇的间谍也混入了边区，进行破坏活动。另一方面，中央首长由延安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往返次数大大地增加了。
1937年，毛泽东（左三）等领导人同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人员在延安合影
警卫营的领导意识到了，必须加强驻地、护送和防空的警戒。经过充分考虑及报请上级批准，1937年11月，从黄河边上调回第三连，由其担负蓝家坪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警卫任务，保卫刘少奇、陈云、康生、张闻天、博古、王首道等首长，共设内、外层及山头瞭望哨11个。这年的七八月份，警卫营还抽出部队修补了延安到廘县的公路二百余里，使首长乘坐汽车往返时能够通行无阻，并保证了护送部分中央首长到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工作。为了加强防空警戒，12月，由延安保卫营调来80名防空队员，将机枪排扩充为防空队，他们的武器有苏式马克沁重机枪六挺，分布于杨家岭、蓝家坪、清凉山、宝塔山等山头上，一面对空瞭望，发出防空警报，使首长和居民及时隐蔽，一面开展对空射击。在日寇多次派飞机进行轰炸扫射时，防空队曾勇敢地与敌机作战十余次。
为了动员群众抗日、反对汪精卫投降日寇事件和纪念“五一”“七一”等节日，延安曾举行了多次群众大会，毛泽东主席等首长亲临大会讲话。警卫营除了在首长附近、会场周围及制高点布置公开的武装警戒外，还组织部分机警灵活的同志化装成老百姓，分布在群众中，观察动静，防止反革命分子混在群众中进行破坏活动。当中共中央于桥儿沟举行六届六中全会时，担负了会场附近防空警戒和中央委员会往返路途上的路线警卫任务，保卫了首长的安全。
由于日寇不断轰炸延安，毛泽东等首长于1938年9月20日，由城内搬到杨家岭，警卫营第二连即随毛主席搬到了杨家岭担负警卫任务，在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的门口、附近道路、山头上共设七个哨位。同时，军委总参谋部搬到王家坪，四连也来到王家坪担负保卫朱总司令、王稼祥等首长和机关的任务。三连仍在蓝家坪担负中央书记处的大门、山头等外围警戒，并担负宣传部、军委直属政治部及李家湾、倪家湾、杨家岭电台等处的警卫任务，固定哨位八个。警卫营其他的部队在清凉山、西山等处保卫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总政治部、总供给部、军委二局、解放社、抗大等机关以及锄奸部看押犯人。同时，为了解决毛主席等首长的住房问题，为了便于警卫和首长办公，警卫营在杨家岭为毛主席等首长打了窑洞和防空洞。
为了在变化了的新形势下，确保党中央的绝对安全，防止日本帝国主义的间谍破坏活动和一切亲日、降日的卖国者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暗害阴谋，中央社会部决定成立一支新的警卫部队——中央教导队，以接替原来中央军委警卫营担负的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并与该营一起分工负责保卫党中央的安全。1938年2月7日，中央教导队成立，接替中央军委警卫营担负保卫党中央的任务，与该营一道分工负责保卫中央的安全。队长王金，政治委员萧前。
但是没过多久，王金调走，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吴烈继任队长。本来，吴烈打算毕业后回三四四旅（原红十五军团）去工作，他是1935年10月从保卫大队调到红十五军团的。中央组织部李富春副部长找吴烈谈了话，说：“你的意见是合情合理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因为中央教导大队的任务很重要，一方面要担任中央领导机关、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警卫；另一方面要培养一批警卫干部，中央决定调一名师级干部去加强领导，我们认为调你去工作较为合适。”
教导队人员由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第三八五旅第七七○团等部和其他学校经过严格挑选调来的干部及老战士组成，辖三个区队，130余人，隶属中央社会部领导，担负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领导同志的内卫任务。中央教导队大部分是党员，经历过长征的考验。因此，教导队的组成人员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