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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赚开遵义城门。1月7日凌晨，取得了智取遵义的胜利。9日，军委纵队和野战军司令部全部进入遵义城。
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彻底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国民党追军也被红军拖得疲惫不堪。红军还在一路上张贴标语：“有劳远送”；“活捉王家烈，拖死中央军”。国民党部队士气低落，悲观厌战情绪更是浓厚。
遵义会议 挽救红军挽救党
遵义会议的召开，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个胜利
中央红军过了湘江后，毛泽东提出讨论失败问题，从老山界一直争论到黎平。在黎平会议上，由于毛泽东的坚持，他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多数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支持，从而实现了战略转兵。但是，由于博古特别是李德继续作梗，毛泽东不得不继续与他们进行斗争，积极说服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为此，中共中央在贵州瓮安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排除了李德的干扰，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扫清了障碍。
早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毛泽东、王稼祥由于有病有伤在身，一直躺在担架上被人抬着走。他们在担架上、篝火边朝夕相处，两人越来越了解，并且有机会就中央苏区和长征中的一些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王稼祥逐渐认识到毛泽东观点的正确性，开始支持毛泽东。同时，在行军途中，张闻天与毛泽东经过多次同行同住的长谈后，逐渐了解并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遵义会议的经过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在黔军第2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陈云、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李德、伍修权等20人。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方针作了辩护。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然后，张闻天按照同毛泽东、王稼祥事先商定好的发言提纲，作了与博古相对立的反报告，深刻批判了 “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指挥错误。紧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指导原则，指出了“左”倾军事指挥错误的症结所在，分析了致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
王稼祥第一个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张闻天当即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也毫不犹豫地站在毛泽东一边。
会议于1月17日结束。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人员的支持，“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从此宣告结束。
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 朱德 陈云 周恩来 张闻天 秦邦宪（博古）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 邓发 刘少奇 何克全（凯丰）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刘伯承（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李富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
林彪（红1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红1军团政委）
彭德怀（红3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红3军团政委）
李卓然（红5军团政委）
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翻译：伍修权
军事顾问：李德
遵义会议的主要决定
一、军事上：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至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二、组织上：（一）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朱德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1月1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手。”
遵义会议的直接意义
一、转变了红军的战略方向，明确提出去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二、进行了组织调整，取消了博古、李德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对红军的指挥权；三、对党在白区的斗争策略做了重要改变，不再采取阵地战、消耗战的形式，代之以游击战。这些军事与组织上的问题，是当时关系红军关系党生死存亡的最重大问题。如果没有遵义会议，让李德再瞎指挥下去，全党全军都有覆灭的危险。
遵义会议的深远意义
第一，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始。在这次会议上，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解决了自己的问题。第二，是我党历史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典范。实践证明，光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照搬外国经验，是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的。第三，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开始。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全党全军通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所作出的历史选择。
伍修权评价遵义
会议
李德等人的所作所为，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迫使人们苦苦思索面临的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能够以三四万的兵力，粉碎敌人的一、二、三次“围剿”，还扩大了根据地，发展了红军……事实教育了人们，王明自称“百分之百”的正确，却打了败仗，被他们批判排斥了的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却越来越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人们在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同志，在失败中又进一步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