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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就抚后，把大营安扎在谷城外10余里的白沙洲，造屋买地，定居下来，并派兵监视谷城。
对这种情形，朝廷中不少官员表示担心。有人主张把张献忠部调至前线作战，也有人主张予以彻底遣散，以免后患。最后还是崇祯帝发了话，说张献忠在谷城“造房种田，正是招抚的好处，又要遣散往哪里去”。
有了这句话，张献忠便能在谷城立住脚了。张献忠派人去北京，遍行贿赂，以求支持。对熊文灿等地方大员，更是大献媚心。他向巡抚林铭球行跪见礼，求封总兵职务，但又不到驻地襄阳驻防。兵饷不足，他就自立关梁征税，并抄没豪绅大户家产。张献忠显然想通过招抚成为一方霸主，并不是像刘国能那样死心塌地地投降。
朝廷竟然能容忍这种局面，真不知是自身无能、腐败，还是张献忠神通广大！
对张献忠的所谓成功招抚，大大鼓励了熊文灿等主抚官员。熊文灿积极派人去招抚曹操（罗汝才）、老回回（马守应）、射塌天（李万庆）、革里眼（贺一龙）等，其手法也相当妥协、软弱，以至于当时不少人讥笑他的做法是在“求贼”。
至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一度战火又起，双方互有胜负。
但是，随着李自成在陕西战败的消息不断传来，湖北、河南的农民军首领开始动摇。
十一月，罗汝才率一丈青、小秦王、一条龙、过天星、王国宁、常国安、杨友贤、王光恩等首领，从均州（今湖北均县）上了武当山太和宫，向太监李继政投降。李继政移文熊文灿，熊文灿立刻派人招罗汝才等至襄阳，大宴于官署，并奏授罗汝才为游击，分驻其众于上津、房县、竹山、保康、南漳等地。但罗汝才不肯受官领粮，愿为山农耕稼过活，并暗中与张献忠来往。
早在此年的七月，顺义王就已在河南信阳投降。不久，射塌天李万庆也在河南投降。
一时之间，农民军投降之风盛行。即使没有投降的，像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刘希尧、蔺养成等（即革左五营），也由于势单力孤而进入低潮。陕西方面的李自成等部，也被彻底击败，不成气候。10年以来一直困扰朝廷的内乱，至此似乎已得到初步平息。
其实，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内乱并没有彻底解决，只不过是暂处低潮。只要一有风吹草动，时机成熟，那些暂时归顺朝廷的首领必将卷土重来，再树大旗。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照顾到整体性，这里必须先叙述一下清军方面的情况。
第七章 深谷寒风卢象升战死疆场（1）
崇祯九年（天聪十年，1636）四月，皇太极在盛京（今沈阳）正式登基即位，建国号大清，定年号为崇德，仍以盛京为国都。
皇太极建元立国，充分显示出他将与大明朝争夺天下的决心。自此以后，他展开了一系列攻势，与明朝进行决战。
崇祯九年六月底，勇敢善战的阿济格率领10万八旗兵，自喜峰口攻入长城，于延庆集结。然后，阿济格率部深入京畿，攻城略地。
七月初八，清兵攻下昌平，再攻西山受挫后，转而南下良乡。十六日，攻下宝坻，二十二日，又下定兴，然而攻入房山。
面对危急形势，崇祯帝及其大臣们几乎是没有招架之力。清兵犯边的消息传来时，崇祯帝首先任命太监分守各关隘。至于为什么不用大臣而用太监拒敌的原因，崇祯帝的解释是太监动作利索，赴任速度要比大臣快得多！随着战局的发展，崇祯帝除了急命各地边兵火速入卫外，似乎拿不出什么办法来。
清兵攻到房山后，京师戒严，斗米300钱，人心大乱。崇祯帝在平台召见大臣，希望能议出个办法来。大臣们仍然是陈词滥调，老生常谈，到最后还是崇祯帝想出了个主意，却仍然是“蠲助”两字。兵部尚书张凤翼无奈之下，只得自请总督各处援兵出师，勉强做出个姿态来。
阿济格一路势如破竹，连破房山、安肃（今河北徐水），攻大城。至八月，攻入文安、永清，分攻诸县，先后进攻漷县、遂安、雄县，然后攻香河，进河西务，还涿州，克顺义。再绕到京城东北，至怀柔、大安，西陷西和，分兵屯密云、平谷，再返回雄县，向北侵扰。直至九月初一日，才从冷口出塞。有意思的是，他在出塞前还在塞上树了一块柏木，上面写道：“各官免送！”
此次清兵入关，连陷12城，大小50余战，京畿损失惨重。除少数将领外，明朝各处战将几乎没有组织起像样的反击。仗打成了这种样子，也实在没有什么好叙功论赏的，但崇祯帝却仍要奖赏，不过受赏的主要是太监，依次是：太监曹化淳因进马赐彩币；太监曹化淳、张国元因守卫京师有功荫指挥佥事，各世袭；太监高起潜弟荫锦衣卫中所百户世袭，等等。仗打到这种份上，不知还有何功可叙？！
倒是兵部尚书张凤翼、宣大总督梁廷栋，深感罪孽深重，先后服毒自杀。而依此两位的人品和原先的表现，应不至于会有此举的。不过，他们幸好及时自杀，否则也难逃重罚，因为不久后，崇祯帝又改变了主意，追论其罪，张凤翼被免职，梁廷栋被处大辟，因其已死，免于实施。张、梁两位，对此似乎已有先见之明！
兵部尚书、宣大总督自然不能久缺，崇祯帝便破例把在家守制的杨嗣昌调来任兵部尚书，又任命刚从湖广前线赶来勤王的卢象升为宣大总督，负责守边。
这一人事变动，对边防并无多大积极作用。新任兵部尚书的杨嗣昌，始终认为朝廷的主要威胁是来自于农民军，而不是皇太极。他上任后的工作重心，也一直是放在镇压农民军一事上。而出任宣大总督的卢象升，虽在镇压农民军上做出了成绩，但对于边事，则毫无经验。据说卢象升的这一调动，本是首辅温体仁对他的算计，因为两人之间颇有积怨。后来的事实也表明，卢象升在任职期间，确实受到了温体仁的压制。即使在温体仁下台后，卢象升也没有得到杨嗣昌等人的有力支持，反而处处受制。
更严重的是，崇祯帝等人对皇太极的勃勃雄心一无所知。对清兵的入侵，崇祯帝仍认为只是一般侵扰，没有意识到这已是到了两朝争天下的关键时刻。因此，朝廷尚存侥幸之心，在战略和行动上自然不会得力、有效。如此次清兵入侵后，崇祯帝也觉得边关需要加强，否则还要吃亏。但他为此做出的决定，则令人哭笑不得：他竟下令兵部向武清侯李诚铭等借款，以用来练兵买马，制器修边，到日后加上利息再归还。
就在崇祯帝举债借贷之时，皇太极却又瞄准了朝鲜。
早在即位之初，皇太极就出兵朝鲜，以剪除来自东方左翼的后顾之忧，破坏毛文龙从海上进袭辽南的陆上基地。这次出兵虽没有达到消灭毛文龙的目的，但却严重打击了朝鲜，逼迫其缔结了城下之盟，双方约为兄弟之国，朝鲜对后金春秋输岁币，互市中江。
朝鲜虽与后金订约，但并非真心结盟，相反却力图保持和明朝的友好关系，维护明朝的利益。崇祯四年（天聪五年，1631），朝鲜国王李倧拒绝后金要求征调兵船的命令，不肯助后金抢占原由毛文龙占据的海岛。李对后金使者明确表示：“明国犹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国可乎？”同时，朝鲜还减少每年向后金交纳的岁币，收容后金逃人，并议罢遣使、互市等。崇祯五年（天聪六年；1632），朝鲜又拒绝向明朝叛将孔有德等提供军粮。此后，双方关系一直十分紧张。
崇祯八年（天聪九年），皇太极打算登基，建元开国，希望能得到朝鲜的支持。朝鲜国王坚决予以拒绝。在崇祯九年（天聪十年）四月举行开国典礼上，朝鲜使者开始不肯参加典礼，后来虽被迫参加，但也坚决不肯行跪叩大礼。最后，两位使者在遭受百般凌辱后，被迫依皇太极等人的意志行事，并接受了大清有辱朝鲜的国书。两人回国后，朝鲜上下纷纷怒斥他们是“奉使辱命”，要求予以处罚。朝鲜国王也以檄文形式回击皇太极，不甘屈服。两国关系已发展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平心而论，当时的朝鲜对明王朝是相当忠诚。而正是这种忠诚，使得皇太极下决心征服朝鲜，解决后顾之忧。遗憾的是，明朝当时已自顾不暇，无法给朝鲜这个属国提供任何保护，只能眼睁睁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