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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丰收年份，亩产也不过数斗。农民极其贫困。
相对于农业而言，此地的工业和商业更是落后。此地民众，受传统影响，绝不轻易从事商业。而本地的手工业水平又极其落后，农作物不能制成货品，如有丝无绸，有棉无布，有毛皮而不能制成毯毡，即便像斧斤炉钟之类极简单之手工业，也要依靠外省人。因此，此地商业贸易全由外地人操纵，本地人只能低价销售原料，甘受外人的商业剥削，十分贫困。
像这样的地区，社会经济本已十分脆弱，只要稍有天灾人祸，便会不可收拾，历来就属于难治之地。如果朝廷能派遣得力官员前去抚治，做到政治清明、地方有序的话，则局面尚可勉强维持。但是，明末陕北的吏治却根本做不到这点。
陕北一带，地瘠民穷，交通不便，许多官员都把此地视作畏途，不肯赴任就职。那些在任的官员，也纷纷托关系、找路子，想方设法要调离。因此，明末陕北的许多州县，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缺官难补的问题。到了农民起义爆发后，这种情形则更加严重。崇祯二年（1629），延安、庆阳、平凉3府的州县官竟已缺额半数以上，却又迟迟补不上去。
从素质而言，陕北地方官也是每况愈下。在正德、嘉靖朝，陕北的地方官尚有不少是进士出身，但至万历朝时，这样的情形就不再存在了。此时的地方官，绝大多数是年老的岁贡或升任的教官，副榜的举人已不多见，进士出身的则更是凤毛麟角。即使偶尔有进士出身的官员赴任，也往往如蜻蜓点水，速调他处。有人曾对万历、天启、崇祯3朝陕北宁州、安塞、延川、安定、安化、真宁等六州县官的出身作过统计，结果是该6州县130位州县官，只有5人是进士出身，而举人、贡生出身的却占95％以上。
这样的官员结构，是不利于吏治的。在明代，科举的身份是被十分看重的。像这些举人、贡生们都是多年场屋失意，没有进一步晋升的机会，才不得已而去补缺的。这些人年老力衰，日暮途穷，已没有什么进取的志向，因此多持得过且过的态度。事实上，朝廷对这些人也不甚重视，甚至会因他们的出身低微而歧视、排挤他们。而地方上的那些豪贾富室，也根本不把这些出身不高、威望不够的地方官放在眼里，照样我行我素，武断乡曲，违法犯禁。“官轻俗悍”的局面也就在所难免了。
既然没有晋升的机会，又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那么，这些被放逐到陕北的地方官们自然也就自暴自弃起来，贪污腐化，不问政事，也就是明末陕北地方官的普遍行为了。这对于本已地瘠民穷的陕北，自然是一种灾难。
不过，这仅仅是明末陕北多灾多难中的一面而已！明季的陕北，灾难不断，尤其以旱灾为最重。在万历朝48年间，陕北有记载的旱灾年份达25年。在天启朝，更是旱灾、蝗灾不断。到了崇祯年间，更是年年旱灾。如崇祯元年春夏，陕北滴雨未下，庄稼全被枯死。到了崇祯二年，旱情更加严重，延安、庆阳一带，便是灾情最重的地方。此年四月，有一位叫马懋才的陕北人给崇祯帝上了一疏，描述了陕北的惨状。
马懋才是陕北安塞县人，天启五年进士，备员行人。他先后到过关外、贵州、湖广等地执行过公务，对各地惨状比较了解。但他认为，各地情形，“未有极苦极惨如所见臣乡之灾异者！”即最惨烈的是陕北。其实际情形远远超出有些大臣所描述的那种“父弃子，夫鬻其妻”、“掘草根以为食、采白石以充饥”之程度。他说：
“臣之家乡延安府自去年以来，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份，百姓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像粪糠皮，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勉强延以不死。到十月以后，蓬草已无，只得剥树皮充饥。榆树皮的味道稍好，所以百姓以此与其他树皮相杂而食，可稍缓其死。到年终树皮啃尽，百姓只得掘山中石块而食。石头性冷而且味腥，稍稍吃点便觉饱胀，几天后便腹胀下坠而死。那些不甘饿死的饥民，便开始相聚为盗，抢掠财物。政府也不能禁止。偶尔有被捉捕的饥民，也毫不在乎。他们称：饥饿而死与为盗而死都是死，与其坐而饿死，还不如为盗而死，因为做强盗而死，犹能做饱鬼！”
马懋才接着说：
“最可怜者，是在延安府安塞城西某处。此地每日必有弃婴数人，啼哭号泣，呼喊父母，甚至吃食粪土。到次日凌晨，这些弃婴已无一活者。而新弃者又至也。
更可怕的是，孩子以及孤身独行之人，只要一出城门，便无踪影。后来发现，城外之人以人骨为薪，煮人肉为食，才知原先失踪之孩童，都已被吃掉了。那些吃人的人，也于数日之后变得面目赤肿，燥热而死。因此，遍地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在县城之外，挖了几个大坑，每坑可埋数百人，被用来收拾骸骨。我到之时，已葬满三坑，而数里之外来不及掩葬者，又不知有多少了。小县尚且如此，大县则可想而知了。”
最后，马懋才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黎民百姓只能逃亡，成为饥民、流民，最终沦为盗贼。这就是秦中遍地是盗的原因！
据后来方志的叙述，崇祯朝初期，陕西几乎年年有大旱：
崇祯元年，全陕旱灾、霜灾，陕北尤重，人食蓬蒿。
二年，陕北又大旱，人相食。
三年，全陕旱灾，米脂县夏、秋颗粒无收。
四年，北起榆林，南至延安，大旱。
五年，陕北大饥，人相食，僵尸遍野。
六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
……
饥荒之年，粮价飞涨。如崇祯二年陕北粮价每石4两，至三年米脂每石4两，府谷已涨至每石6两。崇祯四年，延安等地涨到每石6至7两，安定等地竟涨至每石12两。粮价居高不下，其危害十分严重，而拿饷银购粮的兵卒更是首当其冲了。
由于陕北驻有重兵，而本地却没有多少余粮可供军用，所以边军供应历来就是件头痛的事情。在早期，明政府通过屯田、民运等办法，尚能勉强维持。但至明中期以后，税制改革，屯田崩溃，朝廷改用饷银之制，即由政府拨银给边军，边军关饷后在当地购买粮食。这种供应制度很不稳定，受粮价波动的影响很大。
士卒每月拿到的饷银就那么多，如果粮价上涨，就购买不到足够的粮食充饥。陕北长期大旱，根本无粮供应军队，外地如无粮调运进去，军队即使有钱，也无处购粮。更何况自万历末年以来，朝廷把注意力放在东北，对西北军队无暇顾及，陕西诸镇长期欠饷，士卒根本关不到足额饷银，入不敷出。到天启年间，西北士卒已普遍陷入困境，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甚至到了卖妻鬻子、变卖兵器的地步。
既然连最起码的生活都不能维持，军纪自然就要败坏，加上将吏的克扣、虐待，积怨日深，士兵们便开始思变了。聚众闹事、结伙溃逃便不可避免了。这些士兵，原本就是职业军人，家无私产，也没有什么谋生本领，除了做强盗外，别无他法。在天启年间，这种情形已很严重，到了崇祯初年，更是发生了大规模的临阵溃逃、哗变。这些边军最终都汇入了农民军的行列，成了朝廷的掘墓人。
崇祯帝上台后，还做了一件蠢事，那就是裁驿。裁驿之举，对本已恶化的陕北局势，无疑是雪上加霜。
陕西、山西之间千里有余，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因此公私都须依赖驿站、驿道。明廷也依照一定的标准予以补贴。在晋陕一带，有相当多的民众依赖驿站生存，他们虽度日艰辛，但也还算有一个固定的饭碗。
不过，至崇祯帝上台后，突然有一个裁驿之举。有一位名叫刘懋的兵科给事中向崇祯帝提出建议，要求裁撤驿站，节省费用。崇祯帝本就对驿传系统中的腐化深有不满，计划痛革，刘氏之举，正合己意，便于崇祯二年五月正式议裁，变革万历以前的旧章，重新规定驿传章程，并裁撤了一大批驿站，每年大概能省下60余万两白银。
裁驿之举是针对全国的，但受影响最大的是陕晋之地。许多藉此生存的民众，从此失去了谋生的来源，最终投到了农民军的行列。如明末农民军首领李自成，就是其中的一员。
也正是因为裁驿之举影响面很大，所以当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