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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最激化、危机最严重的是陕西、山西等边远省份。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本来就很差，即使是风调雨顺，也只能是勉强维持温饱，更不用说是连年灾荒了。崇祯即位前后，那里正逢大旱，百姓无以为生，纷纷为盗为寇。而此地的民风，一向也是骁勇好斗，加上边兵边寇的推波助澜，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人口众多、范围广泛的大起义，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
陕西的动乱，早在天启末年就有明显的迹象。新即位的崇祯帝，由于忙于应付辽东战事，无暇顾及。而陕西的地方官，也拿不出有力的手段来应对，甚至隐瞒实情，给人以陕西太平无事的错觉。
崇祯元年（1628）年底，陕西境内动乱已成燎原之势。朝廷惊呼陕西“流贼大起”。
崇祯二年（1629），朝廷对陕西地方大员进行改组，命杨鹤总督三边军务，捕流贼。
杨鹤主张用“抚”的手段来解决流贼问题，但也有人主张用“剿”即用武力压服来解决问题。至崇祯四年（1631），崇祯帝原则上仍同意以“抚”为主、以“剿”辅之的办法解决陕西、山西的问题。他说“寇亦我赤子”，并派御史吴�10万赴陕西赈济。督师杨鹤也一度成功地招降义军首领神一魁。
但杨鹤的招抚政策并没解决根本问题，陕西等地的局势更加严峻。崇祯帝下令逮捕杨鹤。崇祯五年（1632），杨鹤被谪戍袁州卫。此后，崇祯帝调整策略，改“抚”为“剿”，任命主剿派、原延绥巡抚洪承畴升任陕西三边总督，四面围堵，暂时平息了陕西的义军。
崇祯六年（1633）春，鉴于山西局势的恶化，崇祯帝任命原临洮总兵曹文诏节制山西、陕西诸路兵马，讨伐山西境内的“流贼”，限3月完成。
经过一番激战以后，农民军于此年年底成功地渡过黄河，突破曹文诏等人的包围圈，进入了以郧阳（今湖北郧县）为中心的陕西、河南、四川、湖广等几省交界之地。崇祯帝所谓“三月平贼”的计划彻底破产。
仗越打越大。崇祯帝于崇祯七年（1634）初任命原延绥巡抚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诸省军务，赋以全权，围剿从陕晋逸出之敌。
但这位被崇祯帝寄予厚望的陈奇瑜，在围剿即将大功告成之际，竟上了农民军的当，让农民军轻易逸出包围圈，形势陡然紧张。崇祯帝大怒之下，下令撤职查办，并于此年的十二月任命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出任五省总督，同时，从全国各地调拨精兵，试图于半年之内把李自成等人消灭在河南。
面对朝廷的凶猛围剿之势，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将领在河南汇集，其中高迎祥、张献忠率领的一支，直奔明朝中都凤阳杀去，并很快占领了凤阳，放火烧掉了明太祖朱元璋父母的皇陵和龙兴寺，并打出了“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号，彻底与朝廷撕破了脸皮。
凤阳之变，朝野大震。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敢轻视这支土头土脑的农民军了。凤阳之变，同时也标志着帝国的内乱已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辽东的外患，与中原的内乱，在崇祯帝心目中，已摆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了。
凤阳之变后，农民军内部分裂。李自成随高迎祥杀向河南，回陕西。张献忠则下庐州、安庆，经湖广杀回陕西。农民军不仅成功地粉碎了官军的围堵，而且还发展了力量，斩杀了曹文诏等朝廷的著名将领。
为了镇压农民军，朝廷先后任命朱大典为漕运总督，巡抚凤阳；卢象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等，调集各路精兵，与洪承畴等一起进行围堵。自崇祯八年（1635）底至崇祯九年（1636）初，洪承畴、卢象升等率官兵与农民军在陕西、中原展开大战，并于崇祯九年（1636）七月中旬成功地斩杀了农民军的首领之一高迎祥。
高迎祥战死后，农民军一度处于低潮。但时隔不久，农民军在张献忠、李自成的领导下再次掀起反叛浪潮，农民起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可怜的崇祯帝，至此已是精疲力竭了。关外，皇太极于此年四月在沈阳登基建国，虎视眈眈，已令崇祯帝焦头烂额。而在这紧急关头，后院又偏偏起火，从陕晋开始的农民起义，竟越演越烈，势成燎原。这无疑是给崇祯帝及其朝廷在背上插了一刀。
外患内乱，令一直自视为中兴之主的崇祯帝，终于低下了孤傲的头颅，于崇祯八年（1635）十月下达了“罪己诏”，跨出了令人难堪的第一步。
第五章 步入深渊的内乱杨鹤抚陕（1）
崇祯即位时，天下已逞乱象，不再太平。
早在天启元年（1621）九月，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就发动叛乱。次年二月，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也反叛，策应奢崇明，西南大震。直到崇祯初年，朝廷在吃尽苦头后才算把叛乱平息下去。
在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也不安宁。先是荷兰殖民者占据澎湖列岛，骚扰沿海。后经朝廷反击，荷兰人才退出澎湖，但仍盘踞台湾。更严重的是，在万历末期福建沿海已形成了不少海商集团，他们亦盗亦商，拥有武装，势力强大，朝廷奈何不得。至天启年间，郑芝龙等人的海商集团，几乎在沿海地区经营着一个海上王国，根本不受朝廷的约束。直到崇祯初，郑芝龙才名义上接受朝廷的招安，暂时不与朝廷作对。这些海盗虽摇身一变成了官军，但朝廷仍是无法真正节制。
尽管川黔、福建有这样那样的麻烦，但至崇祯初算是基本解决了，至少在名义上算是解决了。崇祯帝对此甚至有些洋洋得意。其实，崇祯帝及朝廷的许多官员都忽视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北方地区的不安定因素。
早在天启二年（1622）的五月，山东就爆发过徐鸿儒的叛乱。这场叛乱虽由于组织者的失误很快就被朝廷镇压了下去，但仍是一个大的凶兆。山东与京畿近在咫尺，竟出了这样的大漏子，而且徐鸿儒用的手段也是令朝廷最为头痛的民间宗教，即白莲教，足见民心的不稳定及北方社会问题的严重。
由于徐鸿儒之乱很快被压服，山东的局势也暂时被稳住，朝廷认为北方大概不会再出问题。其实，就在山东被压服的同时，西北的动乱已在酝酿之中，并渐见端倪了。
陕西的民变，实际上从天启五年（1625）就开始了。但那时的民变，规模较小，其行为也只是邀路行劫，打家劫舍，还没有发展到攻城杀官的地步。因此官府往往也只把它视作一般的治安问题，不太注意。但至天启七年（1627），恰恰就是这些小规模的民变，渐成燎原之势，把陕西搅得天翻地覆。
首先动乱的是澄城县，领头的据说是一位名叫王二的人。只要看看此人的名字，就知道他是位底层的穷人。正是这位差不多连名字都没有的底层人，把陕西的反叛之火点了起来。
这年陕西大灾，米贵民饥，而西安府澄城县的县官张斗耀却不顾百姓死活，又严催赋税。此年三月，王二便邀几百名穷苦人，用墨涂面，聚集山上。王二大喝一声道：
“谁敢杀张知县？”
众人一齐喊道：
“我敢杀！”
于是，这群饥民，便在王二的率领下，打下了县城，处死了张斗耀，然后聚集在洛河以北的山上，占山为王。他们飘忽不定，四处出击，先后攻掠到蒲城、韩城、宜君等县。官军奈何他们不得。
在王二之后动手的是绥德州府谷县的王嘉胤。府谷紧贴长城，在陕北东北角，也是最穷最苦的地区。王嘉胤开始仅是抢掠富室，后迫于朝廷压力，走投无路，才啸聚为乱。
王嘉胤闯出名声之后，王二便率他的那伙人往北流徙，与王嘉胤会合，聚集在延庆的黄龙山，与官军对抗。
除王二、王嘉胤之外，陕西各地的饥民也纷纷动手，形成了几股重要的力量。在崇祯元年（1628），陕西境内主要有这样几股力量：
汉南王大梁，阶州周大旺，宜川王左挂、飞山虎、大红狼、苗美，安塞高迎祥，洛川黑煞神，延川王和尚、混天王，庆阳韩朝宰等等。
到了崇祯二年（1629），情形就更严重了。此时的陕西，不仅乱民的数量和活动区域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