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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后来有关此时的材料，都是不利于魏忠贤的。魏忠贤既是十恶不赦之徒，给他多加几条罪状也无碍大事。人们更愿意相信，像魏忠贤这样的人，在此时肯定是有过篡位之举措的，久而久之便成了定论。不过细究起来，便不难发现，这种说法也并无多少确凿的证据来支持，不乏推测臆想的成分。好在魏忠贤已死，不会争辩，当然即使不死，也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几年前，魏忠贤在整东林党人时，也没给过东林党人争辩的机会，就干脆利落地将他们置于死地。当时朝廷上下也都认为没有什么不妥（至少没有几个人敢公开提出抗争），甚至称魏忠贤是英明果断，翦除奸党，可以与孔子诛少正卯相提并论。因此几年之后，当魏忠贤倒台，人们自然也就用相同的办法，来对付魏忠贤之流，而且更没有人会认为这不是顺应民心。说穿了，就是被打倒的一方没有发言权，奸臣迫害忠臣是如此，忠臣打击奸臣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似乎没有多少差别，手段也几乎完全相同。至于谁是忠臣、谁又是奸臣，时间一长当然会弄清楚，但在当时，似乎仍跳不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逻辑。
平心而论，魏忠贤当时确实没有走出篡位这一关键之步。如果一切是魏忠贤说了算，而魏忠贤又是如此奸恶，那么魏忠贤篡位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当然，魏忠贤没有这样做，并不是就可以说魏忠贤从来没有起过此心，也不是说魏忠贤也不一定就像原先说的那样坏，而是要强调，魏忠贤所以能作恶无忌，不仅仅是由于其自身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朝廷体制方面存在着不足，可供魏忠贤之流利用。魏忠贤尽管能把这种不足最大限度地为其所用，但他的所作所为，仍只是这种体制的产物，即在内依靠皇帝的信任，在外建立自己的亲信集团，打击异己，达到目的。他的做法，与60前权臣张居正的做法，本质上本无二致，只不过张居正是出于公心，而魏忠贤是循着私心。也正因为如此，一旦先前的条件不再存在时，魏忠贤便不能再继续作恶。崇祯帝即位后几个月，魏忠贤便乖乖地去了他该去的地方，而不是像当时不少人所设想的那样要如何如何。原因只有一个，魏忠贤只是依靠了皇权这一至高无上的权威。一旦失去，便无所作为。至于魏忠贤是否想过让自己成为这个权威，后人不得而知，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魏忠贤并没有敢走出这一步，原因大概也不是他胆子小，而是体制的制约。
既然魏忠贤不敢或不想自己取而代之，那么他就得让合法的继承人信王由检即位。
八月二十三日，魏忠贤宣布了皇后懿旨，将天启帝的死讯布告天下。内阁大学士施凤来、黄立极，英国公张惟贤等纷纷具笺往信王府劝进。原在信王府做过事的太监徐文元，则向巍忠贤自请去信王府迎接信王入宫。
这时的信王，大概是悲喜忧惧齐上心头。皇兄英年早逝，作为兄弟至亲的信王，自然是悲痛；皇兄之死，竟把他推向了皇帝的宝座，心中自有欣喜之感；魏忠贤当时是势倾朝野，内宫外廷，都由他控制，能否顺利即位，信王也是心中无数，难免忧心；再想到魏忠贤的为人处世，信王又担心此番进宫，魏忠贤会乘机加害自己，则万般恐惧，一起涌来。此番心境，真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
从信王当时的举措，不难看出他心中的恐惧。
他在入宫前，就预先准备好一些炒熟的米麦之类的干粮，带入宫中。进宫之后，他就在乾清官西向而坐，绝不轻易开口。宦官、朝臣们不时地在为一些琐事争吵，如天启帝的灵柩应放在哪里，皇后是否应该移宫等等，信王也只是在旁冷眼观看，不发表任何意见，一切任其自然。当时朝臣们的举止言行，尽入信王眼中，却没有人能捉摸透信王的心思。信王既不喝宫中一口水，也不吃宫中一粒米。到了晚上，信王独自在乾清宫秉烛而坐，不敢合眼片刻。他见一太监持剑而过，便佯装好奇的样子，要留下剑来细看，随后就顺手把它放在身前的桌上，并答应日后付钱给那位小太监。当听到宫中巡逻之声，信王随即起身慰劳巡夜太监，连道辛苦，甚至还要左右侍从通知光禄寺赐与酒食，一时宫内欢声雷动。
这就是即位前的信王！
当时朝廷上下对信王的继位意见已经一致，遗诏也已公布。遗诏称：
“皇五弟信王朱由检聪明夙著，仁孝性成。爰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命诏伦序，即皇帝位。勉修令德，亲贤纳规，讲学勤政，宽恤民生，严修边备，勿过毁伤。内外文武诸臣，协心辅佐，恪守典则，保皇固本。”
八月二十三日，公、侯、伯、驸马、文武百官及军民耆老等呈劝进表文。
依例，劝进表文要先后进呈三次。前两次总是要被退回，直到第三次新皇帝才会“勉强”同意。饱览诗书的信王，对这套繁文缛节，自然熟知，绝不会出错。
第一次劝进表文呈上后，信王不受。他是这样回答的：
“览所进笺，具见卿等忧国至意，顾予哀痛方切，继统之事，岂忍遽闻，所请不允。”
话说得很明白，意思是你们的为国之心我很明白，但现在皇兄新逝，我悲痛还来不及，哪里还有什么心思来听你们谈那些继统接位的事。大臣们当然也知道这是信王按照常例做出的客套，于是便再次呈上劝进表文，内容依旧，不过是多了几句劝信王要以国为重、节哀即位之类的话。信王览后，便又答道：
“卿等为祖宗至意，言益谆切，披览之余，愈增哀痛，岂忍遂即大位！所请不允。”
这次话说得白了一点。信王尽管在“披览之余，愈增哀痛”，但已从“岂忍遽闻”改成了“岂忍遂即大位”，即从原先的听都不想听，到了现在的不想立即即位，事情已大有转机！群臣们便一鼓作气，三呈劝进表文，痛陈利害关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信王果然被感动了，于是他明确表示：
“卿等合词陈请，至再而三，已悉忠恳。天位至重，诚难久虚。遗命在躬，不敢固逊，勉以所请。”
一天之中，信王对继位的态度，从不想听到群臣提起，到终于同意立即登基，变化不可谓不大。大家都知道这是在演戏，却越演越真。这当然不能怪信王，也不能归咎于群臣，因为这是列祖列宗传下来的规矩，每位新天子即位时都要上演一番，尽管还从来没有一位新天子真把此事当真，而不做皇帝的。
本朝以礼仪立国，道德治世。假如道德礼仪真能化解功利，抑制私欲，理顺人心，则也不失为一种治国救世之道。否则，就必然要走向反面，成为功利的外衣，私欲的借口，甚至是人心动乱的根源。这种遮羞布式的假道德、假礼仪，讲还不如不讲！崇祯即位时的道德，大概就是属于后者。但可悲的是，人人都不敢不讲，包括贵为天子的崇祯帝！
既然信王已经勉为其难，同意即位，礼部便把早已准备好的礼仪程式呈进。
八月二十四日清早，朱由检身穿孝服，在大行皇帝灵前那放满祭品的几案前，亲自祭奠受命。接着，朱由检改穿衮冕，在皇极殿前设香案，备酒果，行告天礼。然后便前往奉先殿谒告祖宗，再在皇祖宣懿昭妃（刘昭妃）前行五拜三叩之礼，在皇后（即皇嫂张氏）前行四拜之礼，最后回到中极殿。另外，他还遣宁国公魏良卿、保定侯梁世勋分别祭告南郊、北郊，驸马侯拱辰祭告太庙，宁晋伯刘天锡祭告社稷。
据说信王在午时来到皇极殿行登基大礼时，突然天雷轰鸣，令在场朝见的群臣大惊失色，以为是不祥之兆。朱由检自然也不高兴。不过，即位仪式仍照常进行。君臣俗套之后，新天子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即位诏》，照本宣读。
《即位诏》自然还是那老一套：先颂列祖列宗、皇明基业；再赞大行皇帝，天启帝几乎被吹得就像是当今尧舜；尔后是叙述登基经过，公布新朝“崇祯”年号；最后，《即位诏》以新天子的口吻，说出了新朝的治国方针：
“朕以冲龄统承鸿业。祖功宗德，惟祗服于典章；吏治民艰，将求宜于变通。毗尔中外文武之贤，赞予股肱耳目之用，光昭旧绪，愈茂新猷。”
不过，这个《即位诏》并不是崇祯帝的意思，而是内阁大学士们的杰作。此时的内阁，仍由魏忠贤的人控制，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