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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天启二年（1622）五月，白莲教徒徐鸿儒在山东发动叛乱。明末时，蓟州人王森倡导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下设传头、会主诸号，传授白莲教，一时京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信徒无数。后王森虽被捕入狱致死，但其子王好贤，以及骨干徐鸿儒、于宏志承其衣钵，继续发展白莲教的势力。至天启二年，王好贤等见朝廷尽失辽东，人心思乱，便约定是年中秋节起事。后因计划泄密，徐鸿儒在山东首先起事。他自号中兴福烈帝，建元大成兴胜，率众在山东攻城略地，坚持了九个月。徐鸿儒最后兵败被俘，送京师，磔于市。临刑前，据说他曾长叹道：
“我与王好贤父子，经营二十余年，徒党不下二百万，事竟不成，天意也！”
天启初年的这些外祸内乱，已预兆着天下大乱的日子为期不远。大明朝的法统地位已受到严重挑战。不仅关外的努尔哈赤已立国有年，对大明朝虎视眈眈，就连四川的永宁土司奢崇明、贵州的水西土司安邦彦，竟也敢称王立国，来与明廷一争。而山东的徐鸿儒，更是自号中兴福烈帝，建元大成兴胜，公然认为改朝换代的时代已经到来。大明朝的权威，已经开始到了崩溃的边缘了。
从川贵、山东的三起内乱来看，大明朝的虚弱与无能至此也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叛军在开始时几乎遇不到真正有效的抵抗，如近在京畿的山东，在徐鸿儒起兵时，境内几乎无官兵可调可用。而在平叛过程中，中央政府也几乎无力顾及，不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中央政权的权威，在关键时刻要有实力作为基础，否则肯定难以长久维持！
那么，这时候的朝廷官员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呢？他们又在干什么呢？
第二章荒唐岁月荒唐事魏忠贤的时代（1）
在当时朝廷的官员中，最有实权的是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同时，魏忠贤的势力也开始急剧膨胀。
在万历朝后期，方从哲为首的浙、齐、楚三党占据优势，东林党人处于下风。但自方从哲下台后，东林党人便开始在朝廷中占据上风。
在万历驾崩到方从哲下台前，先后新增补了史继、沈潅、何宗彦、刘一燝、韩爌、朱国祚、孙如游等七人入阁，另起用叶向高重新入阁。但当时许多人都在原籍，在京师任职的只有刘一燝、韩爌、孙如游三人，另加上首辅方从哲。到方从哲一走，孙如游紧接着在天启元年（1621）闰二月罢职，内阁中真正任职的只有刘一燝、韩爌两人。这两位都可以算是东林派的。另外，朝中最有人事权力的吏部尚书周嘉谟也是东林党的同盟者。周嘉谟大量起用万历末期被废籍的官员，逼走浙、楚、齐三党的骨干分子。朝廷的形势立即发生了变化。
在此年六月，沈潅、何宗彦、朱国祚到京任职。十月，叶向高、史继也回京上任。东林人叶向高任首辅。东林党人仍能控制内阁，在部院要职中也占优势。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天启三年（1623）。
不过，在这种优势之中，也潜伏着隐患。那就是太监魏忠贤势力的迅速壮大。
魏忠贤，原是河北肃宁县的一位无赖浪子。他从小就在社会底层闯荡，很有些江湖阅历，能骑善射，喜爱赌博，拥有赌徒的那种冒险心理。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一类人物！他们往往是动乱时代的弄潮好手。他们具备许多常人不具备的禀赋。他们书虽读得不多，但很精通社会上的各种厚黑之道，正统伦理道德对他们几乎没有多大约束。他们做事心狠手辣，绝不拖泥带水，只要能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更重要的是，他们视人生如赌博，敢于冒险，敢下大注。这一点却正是许多读书人所缺乏的！中国历朝历代，只要一遇乱世，就能看到这些人登台亮相，逐鹿中原。成功者开朝立国，封侯做相，名垂千世。失败者虽身首异处，死无葬身之地，但也能把天下搅得天翻地覆，风光一番。至于身后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对这些人而言，也就无所谓了。
魏忠贤就是此类中的杰出人物。
当在肃宁老家混不下去时，魏忠贤愤然自施宫刑，到天子脚下去搏杀一番。且不说自残在当时医疗条件下所带来的撕心裂肺的疼痛，单就当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道德准则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压力，就足以让一般人对这种富贵捷径望而生畏了。更何况即使做了太监，也未必就能出人头地。但魏忠贤就敢下这样的赌注。
魏忠贤入宫后，投到太监魏朝的门下。那时他的名字仍叫魏进忠。他曾做过天启皇帝生母王才人的典食，大概是管理王才人饮食之类的宦官。后又排挤魏朝，改投太监王安门下，开始在甲子库供职。当时王安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他最早是泰昌帝做太子时的伴读，后又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权力很大。这位王安与外廷关系很不错，东林派的官员在许多问题上都要依仗于他，也很看重他。
魏忠贤开始时不仅走魏朝、王安的路子，而且还结交了一位十分重要的女性，即客氏。客氏原是河北定兴县侯二的妻子，后来被选为天启帝的乳媪，即奶娘。这位客氏，开始时也私侍过魏朝，当时宫中称之为“对食”。这本是宫中宫女、宦官解决生理心理失衡的一种常用办法。结成“对食”的两人一般也地位相当，差距不会太大。魏忠贤挤走魏朝后，便与客氏打得火热。这位客氏，与天启皇帝感情很深，形同母亲，在皇帝面前很能说得上话。魏忠贤因此也能通过客氏，亲近皇帝。
在考察历史时，冠冕堂皇的材料固然重要，但也不要因此被它们蒙蔽了眼睛，因为像人情世故之类的因素往往也很起作用。人类社会的演进，或许从长远来看是有必然规律可觅，但从短期而言，往往并不是如此有逻辑，有理性，反而显得混乱、不可捉摸。之所以如此，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有一条不容忽视，那就是人情。有许多事情，在人情面前往往走样。当然，这种人情，要比今天所讲的人情，无论是在内涵或形式上，都要复杂得多。
皇帝其实也是人，不过是被神化了的人。他也有七情六欲，与常人无异。不过由于他高高在上，一般人难以与其接触、交流。但有两种人却不一样，他们有条件与皇帝建立感情。这两种人，一种是生理残缺的宦官，一种是皇帝身边的女性。
宦官并不是明朝的特产，但明代宦官在朝廷政治中的影响之大，却是有名的，在历史上大概也只有东汉、唐代后期可以相比。本来，宦官只是残缺之人，供皇室在宫中驱使，形同奴仆，难以有多高的地位。而历史上却屡有宦官干政之祸。究其原因，仍与君主专制集权这一体制有关。天子深居宫中，整日与宦官厮混在一起，关系非同一般。而皇帝的许多事情，也离不开宦官，生活上姑且不说，就连许多朝廷大事也由宦官操持。只要运作环节出现问题，如皇帝或年幼、或龙体不安、或智力愚笨等等，那么宦官在某种程度上就可行使皇权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权力，宦官干政也就难免了。
明代的宦官干政历来已久。太祖朱元璋曾有意识地抑制宦官的权势，如不许宦官识字，给宦官的待遇也不高。当时宦官的人数也不多，而宦官的职责也仅是洒扫侍奉。朱元璋曾在宫门立一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之类的文字，目的是严禁宦官干政。但时间一长，朱元璋也就不得不依靠宦官做事了。到永乐皇帝时，因宦官在靖难夺权中有功，成祖感念之下，重用宦官，像郑和之类的宦官，竟能代表朝廷，率军宣谕海外。同时，随着内廷制度的确立，太监也获得一些名正言顺的权力，如居“二十四监”之首的司礼监，其秉笔太监与内阁首辅对柄机要，实际上是皇帝在宫中的秘书班子，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在明代正统、成化、正德、万历诸朝，都曾发生过宦官干政的事。
如果更仔细地去探究一下，还会发现，凡是有宦官干政的朝代，则必然有这样一些条件，如皇帝或年幼无知、或消极懈怠等等。更重要的是，这些皇帝从小生活在宫中，与宦官有很好的私人关系，如英宗（年号正统、天顺）、宪宗（年号成化）、武宗（年号正德），以及后来的万历帝。而像嘉靖帝，做了40余年皇帝，而且做得也很糟糕，但他在位期间，却无宦官干政之类的事发生，这大概与他少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