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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评价的变化确实来之不易。
1952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如下：“托洛茨基集团，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完全反革命的匪帮。关于这个叛徒集团的演变，斯大林同志于1937年在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里，作过如下的说明：‘过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治派别之一，诚然，是一个反列宁主义的、因而也就是极端错误的政治派别，可是它当时总算是一个政治派别……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基本上全盘照搬苏联的观点。
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则修改为如下内容：“托洛茨基（1879——1940），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1927年11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已经开始有所节制。
1999年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和第七卷《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已经变为：“托洛茨基（1879——1940），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1926年10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27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职务，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29年1月被驱逐出苏联。1940年8月在墨西哥遭暗杀。”客观描述占据主要成分了。
这是位既才华横溢又矛盾丛生的历史人物。他对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形势作出了比斯大林更为客观的判断，但他的认识就100％正确而毫无问题吗？他会见蒋介石时装作对中国革命一无所知，其实那时他已经对中国革命发生了很大兴趣，后来还出版了《中国革命问题》一书，但出了书的托洛茨基就真正弄通了中国革命的问题吗？
的确是他最先提出要警惕蒋介石，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又立即提出要警惕武汉的汪精卫，这些无疑皆是难能可贵的。但他又认为中国革命不应分为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宣称中国革命如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胜利。中国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帝国主义。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又有着共同的利益。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任何一种统一战线都是不可能的。
托洛茨基虽然很尖锐，但也很左。
很左的托洛茨基陷入了自相矛盾。他看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弱小，却忘掉了与此同时中国无产阶级的弱小。于是他低估农民群众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他的结论是：只有工人运动的高涨才有农民运动的高涨；在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陷入低潮情况下，红色政权在落后的农村无法存在。
托洛茨基认为只有当大革命还没有彻底失败以前，提出苏维埃口号才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形势处于高潮时没有组织苏维埃，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却提出组织苏维埃口号，一切都太迟了。因为无产阶级现在只能进行秘密活动，而秘密活动是无法组织苏维埃的。尤其在失去了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只有转入农村的时候，苏维埃更不可能在农村得到实现。
托洛茨基反对在中国先进行民主革命，否认统一战线，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和农村根据地的作用。他根本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农村根据地，能够夺取政权。
他太自信了。自信得以为列宁之后，只有他自己手中握有真理。
而真理却不是任何人能够独占的。
嘲笑了斯大林的托洛茨基，又反过来嘲笑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
当斯大林开始不断修正对中国革命的判断、使之越来越接近实际之时，托洛茨基却开始偏离原先的正确判断、越滑越远。
智慧与谬误，可能永远就像这样，在历史中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谁人看中毛泽东
有人翻遍历史，得出在中国欲成大事者，实践上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其一，爱才如命；
其二，挥金如土；
其三，杀人如麻。
近代中国恐怕没有哪一个比蒋介石更加具备了。就江山改姓、王朝更迭来说，普天之下，也只有姓蒋。
蒋介石早年赴日本留学，在给表兄的照片背后提诗一首：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从1926年“三…二○”中山舰事件，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从1941年1月皖南事变，到1946年6月26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蒋介石每每突然间向中国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就达337000人；至1932年以前，达100万人以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彭湃、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方志敏等大批中共的优秀领导者皆被杀害。
周恩来曾经万分痛心地说过：“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了我们革命的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的领袖。”
大批领导人的被害，曾使中国共产党处境艰难。
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在《“九…一八”第四周年纪念感言》中写道：“呜呼！不知多少万热血青年，就在这‘清党’明文的‘停止活动’四字之下，断送了最宝贵的生命！国民党为‘救党’而屠杀了中国数百万有志有识的青年。这个损失是中国空前的损失，即秦始皇之焚书坑儒亦必不至于此。”
蒋介石用屠刀在中国造成的白色恐怖，可谓是全世界顶尖的白色恐怖。
相较之下，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党人是有幸的。
列宁被捕流放过两次。
托洛茨基被捕流放过两次。
布哈林被捕流放过三次。
加米涅夫被判处终身流放。
加里宁多次被捕流放。捷尔任斯基多次被捕流放。奥尔忠尼启则多次被捕流放。古比雪夫多次被捕流放。斯维尔德洛夫先后被关押和监禁达12年之久。
斯大林被捕流放竟然达到7次之多。
若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成为蒋介石，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能存几人？谁又将去领导改变了整个20世纪的十月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人只要一次被捕，便很难生还。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本已叛变，蒋介石也只让他活了三天。蒋记政治词汇中充满了“枪决”，“斩决”，“立决”，“立斩决”，“见电立决”；根本没有“流放”这个字眼。
只有极少人能够幸免──例如陈赓，黄埔军东征时救过蒋的性命，杀掉名声不好，捕了以后也只有勉强放走。那是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期间，第三师在华阳附近被围，情况危急。蒋命第四团连长陈赓去传令：不许撤退。几个月前蒋介石与廖仲恺曾共同签署连坐法令，规定“如一班同退，只杀班长。一排同退，只杀排长。一连同退，只杀连长。一营同退，只杀营长。一团同退，只杀团长。一师同退，只杀师长。”但第三师在敌人压迫下已处全线动摇之中，连想杀的人都找不着。兵败如山倒之间蒋还站在那里大声叫喊，陈赓见状上去背起蒋就跑，一直跑至河边上船摆渡过去，方才脱险。蒋后来感慨道：“幸仗总理在天之灵，出奇制胜，转危为安”。话虽这么说，却也知道是陈赓实实在在救了他一命。1933年3月陈赓在上海被捕，蒋闻讯，立即命令将陈赓带到南昌，他要亲自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