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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再坚持，是你的终归是你的
张謇，字季直，晚年号啬翁，江苏南通人。张的爷爷是个贫农，靠着当上门女婿在经济上打赢了翻身仗。爸爸继承了那二十亩地后，进一步开拓了经济增长点，雇了十多个伙计办起了瓷器店。张謇在家排行第四，清咸丰三年（1853年）生，他小时侯就天资聪颖，才四岁就能背诵《千字文》，十五岁已修完传统的四书五经，是块念书的材料。
人的运气是不一样的，他虽然聪明过人，但是考试却很不顺，中举之路更是非常坎坷。张謇的父母虽然是生意人，但当时的社会普遍鄙视商人，所以还是常受人欺负，他们十分希望儿子能够靠读书来做官，为家族长脸。（那时候对穷人来说，读书是一种非常好的道路，因为几乎不需要什么大的投资，最大的投资在于辛勤努力，而穷人往往不缺乏这些，缺乏的是机会，读书中举是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当时有一条非常带有歧视性的规定，叫做“冷籍不得入试”。所谓“冷籍”，在清代，即指三代没有做过官，或三代以内不曾有人中过秀才、举人之类的家族。张謇的爷爷和爸爸都是文盲，连字都不认识几个，这种“冷籍”之家，怎有资格进科场应考？还好，后来总算探得一个补救的办法：按官场世俗的惯例，在同族中请一个做官的人出来“认保”，再请同县几个贡生连环“派保”，才可以去应试。张謇的爸爸没辙，只好去找儿子的老师宋璞斋商量。宋老师就介绍张氏父子结识了有籍在册的另一家姓张的，送了银子之后，就以认爹的方式取得了考试报名资格。
尽管很费周折地报上了名，张謇自己也意气风发、信心百倍的，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名落孙山，白忙活了，而且，成绩在百名开外。宋老师怒了，损他说：“省省吧你！就算一千个人去考，录取九百九十九人，就一个落榜的，也是你自己！”这话说得就相当地过分了，稍有羞耻心的人都难以接受。
张謇一听，羞愤交加，回头就在书房的墙上到处写上“九百九十九”五个字用以警示，同时，发扬悬梁刺股的精神，更加用功，终于学业日渐精进。
同治八年，他的干爹迷上了吸毒，家底都抽光了，没钱买毒品，情急之下，就以要揭发为要挟，敲诈勒索张謇一家。一再二，二再三，遭到拒绝后竟真的向官府揭发了。于是，“假冒籍贯案”东窗事发。这一场官司拖了很久，把张謇一家也拖穷了。时任通州知州的孙云锦知道这件事后，同情年轻人的前程，就亲自调停，求助于江苏学政彭九余，彭九余行文礼部，同治十二年（1873年），礼部同意让张謇重填履历，结案了事，免于处罚。
第52节：职场的得意带来考场的胜利
（二）职场的得意带来考场的胜利
虽然科考上“屡战屡败”，但是张謇没有灰心，该怎么学还怎么学，仍然博览群书，增长见识。同时，他也不好意思增加父母的负担了，就边工作边考举。可见，张謇在前半生始终有着“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为此，他全力以赴，历尽艰难考秀才，直至于不惑之年高中状元。
张謇旧照考场失意，职场得意，工作找得还不错。经人介绍，他到淮军大佬吴长庆府中当秘书，1881年，袁世凯也投奔吴长庆，吴长庆嫌袁世凯文化低，就让张謇辅导他读书，并让袁对张执弟子之礼。袁世凯虽然学习不好，但是张謇通过与其交谈，发现此人头脑清醒，办事精明，于是与朱铭盘商议，向吴长庆推荐袁世凯，袁才得以出头。可以说，张謇还算得上袁世凯的恩人。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张謇随军奔赴汉城。在朝期间，张謇写了不少鹰派文章，对外持强硬政策，很快就受到了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张謇和翁同龢虽出生时间不同、门第不同、政治地位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即他们的祖籍均是江苏常熟，放大一些都是江苏人，同乡往往有其独特的亲和力，这是中国政治的一大特点。在张謇的才学渐渐为世人所知后，便受到已经身居高位的翁同龢这位同乡的格外关注。
自张謇从朝鲜回国起，“清流”领袖就有了扶他上位的意思，在四次的礼部会试中都暗中识别他的卷子，但是几次误将他人卷子认作张謇而取中会元。
光绪十二年（1886年）张謇应礼部会试不中；光绪十五年（1889年）赴会试，考官误将无锡孙叔和卷当做张謇卷，孙中而张落，潘祖荫为此气愤不已，拒不接受孙的拜见；光绪十六年（1890年）应会试，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张謇卷，陶中会元而张落第；光绪十八年（1892年）赴会试，试卷又被武进刘可毅所冒，刘中会元而张又落第。可见“清流”是多么着急地要提拔他。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二月，礼部会试，张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师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试时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后，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阅卷大臣的工作，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还在光绪帝引见时，特地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由此张謇得中一甲一名状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说是皇上钦点，其实皇上很少改动阅卷大臣拟定的结果，一般都是批个“同意，请酌情处理”完事。除非准状元名字太不吉利，叫“王国钧”（亡国君）或“傅明”（反清复明），呵呵，那可能就是杀头还是充军的问题了。可见，中进士，靠考生的本事就行，因为卷子是密封的，但要中状元，那可不仅是本事了，还得凭运气。有句特宿命的话：“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说得过了，但也不是没道理。这彰显着一种人生态度。
至此，张謇算是第一次登上了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他此时的角色，已经是万人瞩目的新科状元。那时代的状元可不同于现在的高考状元，不用靠巡回报告挣点小钱，而是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紫禁城里，捏着银子，抑扬顿挫地讲着话。
第53节：状元决定下海啦——他玩得转吗？
（三）状元决定下海啦——他玩得转吗？
张謇必须跟着清流混，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因为他的一切是清流给的。但他又不像张之洞，出身官宦世家，洞悉官场奥妙，懂得“不可得罪巨室”。他这个普通平民家历尽磨难的孩子，只知道中国的百姓太穷苦，中国太弱小，他想改变这一切，但是他无权无势，拥有的只是一支笔。所以，甲午之战他跟着翁同龢一道坚决主战，写奏折弹劾李鸿章。可最终，惨淡的结局使他备受打击，对政治感到失望。
不久，张謇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告假回家。可当他赶到家中，老父亲已经去世。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觉得自己空有状元之名，实在是做不了什么实事，决定不回单位上班了。直至七十岁修订《年谱》时还说：“一第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何如侍亲之终。”可见“孝子”之名不假，或者说，张謇更注重普通人之情感。这种人是很难在官场上位的。
而翁同龢得知张謇不想回来上班后很着急，多次来信规劝。张謇则表示了自己想实业救国的打算。翁同龢没办法接受这一切，频频来信，指出经商办厂在西方还有前途，在他们那里，商人可以当国会议员，可以参政议政；而在中国，经商却一向被鄙视，既辛苦又没前途。希望他回到政府单位，踏踏实实地做公务员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张謇不听，力图走“实业救国”之路。“状元办厂”，史无前例，对于视工商为“末业”的中国传统社会来说，简直惊世骇俗，不可思议。用今天的语言说就是“下海”了。冲出京城虚誉的包围，他立刻就感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幸亏，他没有听官迷老师的话，否则我们可就少了一位实业巨人了。
张謇从小考到大魁（中状元），先后二十六年。在官只有一百二十天。张謇说：“謇天生野性，本无官情”，这不一定全是真话。张謇通过层层叠叠的考试，最终蟾宫折桂成为状元，说不想当官是不合情理的。但因甲午马关之辱，卷入宫廷党争，屡履险境；朝廷腐败无能，抱负难以施展，使他满腔宦海奢望顿时冷却，报国之志，治国之策，统统埋藏心底。同时西方文明的冲击，经营乡里和办纱厂的实践，已使他找到了补偿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