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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绝对不是一个悲观厌世的人，也不缺乏智慧，出来混就是为了当官，当大官，这是他经常的表白，然而他终究要为自己的投机生涯付出代价，替老大背上卖国的骂名离开他那无比眷恋的世界。
附有关语录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临终诗
“当今天下三大老”——李鸿章、俾斯麦、格兰斯顿。
李鸿章死时，北京的市井小民把他和差不多同时死去的戏子杨三并列，拟了一副挽联：“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李鸿章在一封给曾国藩的信中说：“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
——《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同治三年（1864年），李鸿章写给恭亲王和文祥说：“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这封信是中国19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我们应该再三诵读。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李鸿章是一个弱国的外交大师，在可能的采取坚定立场的少数情况下，他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在不可能的时候，便作出了最小的让步。
李毕生对外国的意图始终怀疑。他在同外国人的所有打交道中，都坚持维护中国的利益。
他一生都显示出个人勇气。他的干劲和执著，在缺乏敢于作为和甘于奉献精神的官场中有如鹤立鸡群。在资金靠不住、批评攻击不断会使一个平庸之人沮丧的时候，李鸿章实现绝大部分自强计划的成就令人瞩目。……尽管他有个人的弱点和众所周知的失败，他的全面纪录却是一个在他个人和他的国家都十分困难的时刻取得重大成就的纪录。
——《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
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梁启超《李鸿章》
尽管聪明过人，李鸿章手上掌握的资源却极其有限。外交是实力的推展，外交家一般是“多财”方能“善贾”、“长袖”方能“善舞”。但是，由于没有国家实力在背后支撑，李鸿章无可奈何地落入了“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后人对他的苛刻评价证实了这一点。
——余杰《李鸿章：鹤立鸡群的“爱国者”和被丑化的先驱》
第13节：舌底下的生死两重天（1）
第三章
左宗棠：激情无限的狂人
左宗棠是晚清政坛的一支奇军，他本来是一个点背的人，四五十岁了都还没考上进士，这样就进不了官场核心，让他很郁闷。但是牛人自然都是有办法的，他的发迹来源于一句著名的广告词：“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一句词儿太牛了，让左宗棠名声鹊起，成为大家都期待的神奇人物。所以，广告宣传包装是多么重要。好的产品再加上经典的广告创意，销售神话就是这么创造出来的。左宗棠的辉煌来源于对新疆的收复，这一点也体现了左宗棠的精明，因为当时占据新疆的是阿古柏为首的土匪，虽然后面有俄国的支持，但毕竟是土匪出身，乌合之众。击败他们是理所当然。
（一）舌底下的生死两重天
“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句话相当有名气也相当夸张。我们的先人总喜欢用夸张的语言来表达对人才的尊敬，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一个没有正常的合理的用人制度的国家，想要说服领导起用某人，不把他夸得像朵花儿似的怎么能行，况且，这个人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快要掉脑袋啦！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咸丰九年（1859）发生了“樊燮构陷事件”，差点使左宗棠成了反腐斗争中的牺牲品。
樊燮，这个名字简短而繁琐的家伙是湖北人，咸丰时代的湖南总兵。这个人生活作风有问题，涉贪涉黄涉黑，造成了极坏的群众影响。
咸丰八年，巡抚骆秉章恨死这颗老鼠屎了，在北京开会时就检举了他，说他贪污公款、超标用车，等等。朝廷一听，马上派纪检人员到湖南调查樊燮，最后查明搂了公款银960余两、钱3360余串，此外还动用不少谷米。按说这本属于五万元以内的小case，警告一下就完事了，但是此人太蠢，钱没搂多少，动静却搞得大大的。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影响极坏。办案的决定修理他，就地开除公职了。但他不服，向上级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将矛头指向了左宗棠！
按理说樊燮的敌人是骆秉章，他怎么会把矛头对准左宗棠呢？难道他真有这么聪明，知道骆秉章全靠左宗棠支持危局，要断其肱骨？他当然没这IQ。原来几个月前，永州知府黄文琛因公去岳州，适逢巡抚骆秉章正在岳州巡视，黄文琛便前往汇报工作，将永州地方的各种弊端一一禀报。随后这事被樊燮知道了，他做贼心虚，认为黄文琛必在巡抚面前告了他的状，就与其幕僚魏龙怀商量对策。魏为他出主意说，巡抚衙门的幕僚左宗棠，只是个举人，骆巡抚对之却宠信有加，委之以大事，何不先去见他，请他帮助疏通一下。樊一听，觉得有理，便依计而行，前往长沙。
《左宗棠像》左宗棠听到总兵来了，自得接见。但他心性耿直，恃才傲物，非常狂放，对这位总兵大人的那档子破事儿早有所闻。而樊燮出身枪杆子，对笔杆子并不放在心上，故见面时只是拱了手，没有按礼请安。左宗棠就骂骂咧咧地说：“到我这里的武官，大大小小，都得请安，你怎么搞的？”樊燮一听，也怒了：“朝廷体制，没有武官见师爷请安的规矩，我是二品大员，更没这个习惯！”于是，两人就对骂起来。左宗棠一怒之下，让樊燮滚出去。樊燮怀恨在心，一直寻找机会图谋报复。左宗棠也算祸从口出。别人来求他办事，他打打太极拳就行了。很多时候，办不办事不重要，关键面子要给足了。（这一点，他和他的同乡好友胡林翼大不一样，如果左宗棠能向胡林翼那样，说不定他和曾国藩、李鸿章的配合会好些，有些事情的结局可能就会不一样了。这是后话。）
第14节：舌底下的生死两重天（2）
左宗棠为人处世的弱点，是与性格有直接关系的。他是个典型的湖南人，多血质。可左宗棠不仅心里血性，嘴巴也很血性，什么话都敢讲，这搁近代民主社会，不是什么坏事，反而是很有个性的表现，就像那位意大利总统一样。可是在当时，这是个非常要命的缺点，使他树敌颇多，也使他办起事来处处为难。
樊燮只好去找湖南布政使文格求助。文格是满人，这几年，骆秉章、左宗棠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洗了他的牌，他早就一肚子火了。果然，两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文格就唆使樊燮向湖广总督官文诬谄骆、左。
樊燮便以幕僚越权干政为由控告左宗棠，并指控左为“劣幕”。同时，他又在中央都察院状告黄文琛与左宗棠，说黄、左通同勾结陷害他。
湖广总督官文，出自满族贵族。他向来看不起汉族官僚，专横武断，曾因骆秉章对他不太顺从而暗中忌恨，并迁怒于骆所器重的左宗棠。因此，在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