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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之后，亨利羽翼已丰，卷土重来，双方再次展开大战，这次亨利很快取得胜利，斯蒂芬俯首投降。然而，双方谈判后达成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双方约定，斯蒂芬继续做英国国王，不过宣布亨利二世为他的继承人，一旦百年之后，由亨利二世登基。
另一场王位争夺的结局更富于戏剧性。英国爱德华三世的两个儿子兰开斯特公爵和约克公爵的后代都对英国王位发生了兴趣，两个家族各带一批贵族，发动了内战。因为兰开斯特家族的族徽是红玫瑰，约克家族的族徽是白玫瑰，所以这场战争被称为玫瑰战争。战争的结局是不打不成交，两大家族在战争中打出了感情，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第七，娶了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宣布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合并，结束了玫瑰战争，也结束了兰开斯特和约克王朝，开创了都铎王朝。
虽然西方的权力争夺中也不乏残忍和血腥，但较之中国式的残酷，也不可同日而语。毕竟，在西方，得到了王位并不意味着得到了一切，丢掉了王位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失去一切，人们不会像东方一样不顾一切、偏执而疯狂。欧洲政治中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做过国王的人即使被从王位上推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这是骑士精神的表现之一：同情弱者，对失败者宽宏大量。因此，欧洲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鲜有被处死的例子。在那个时代，人们无法容忍一个国王杀掉另一个国王。他们不是不知道养虎遗患的道理，却宁肯承受失败者卷土重来的后果，也不愿破坏自己的骑士风度。１６８８年，威廉三世征讨英国，从自己岳父詹姆斯二世手中夺取了王位。之后他网开一面，故意在囚禁岳父的城堡前的大海上不设防备，让他顺利乘船逃到法国。第二年，他的岳父就组织了一只精良的雇佣军在爱尔兰登陆。威廉三世不得不从英法战争中腾出手来对付卷土重来的岳父，虽然最后将詹姆斯赶回了法国，却因此在英法战争中失利。不过，似乎没有人因此而批评威廉的不智。
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不但造成了皇帝的大量非正常死亡，也是造成许多皇帝疯狂变态的重要原因。中国南北朝时期及五代时期帝王患精神病和心理异常的比率分外高，与这个时期异常激烈和残酷的皇位竞争密切相关。这个时代的皇帝所处多是势力交集之地，各方势力把他如同五马分尸一般拉向各个方向，在他的生命中有着太多的矛盾、取舍、焦虑和不如意。
金代第三代皇帝熙宗完颜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早年是一个聪明善良、胸怀大志的人，很重亲情，对宗室亲王十分优待。他“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追慕唐太宗之政，曾立志成为治世明君。然而，在做了几年皇帝之后，却变成了一个终日酗酒、动辄杀人的暴君。“屡杀宗室”，“屡杀大臣”，“迭兴大狱”，皇统九年仅一个月之内，就“杀皇后裴满氏”、“德妃乌古论氏及夹古氏、张氏”与妃裴满氏等一后四妃，显得异常残酷。“纵酒酗怒，手刃杀人”更是常事，喝醉之后，命令大臣跪在身边，亲手举刀将其头砍下来。群臣震恐，皇统九年十二月，数名宗室重臣合谋将熙宗刺死。
帝王生涯中遇到的太多挫折、打击、不如意是熙宗精神变态的主要原因。他的十七岁即位是贵族拥立的结果，在帝王生涯的前数年内，朝中重臣专权，处处受权臣掣肘，令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朝中连绵数年的残酷政治斗争中，他的众多亲族，都在相互仇杀中惨死，使他十分苦闷。特别让他无法承受的是，那些诛杀他的亲叔、堂叔、叔祖的诏书，都是在权臣的胁迫下由他亲自签署，这对他造成了严重的刺激，使他开始酗酒。压断他神经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未能保护自己十分信任的大臣宇文虚中，在宇文虚中被处死后十个月，他初次显示出精神异常。其时他宴请大臣，“酌酒赐元，元不能饮，上怒，仗剑逼之，元逃去。命左丞宗宪召元，宗宪与元俱去，上益怒，是时户部尚书宗礼在侧，使之跪，手杀之”（《金史·熙宗纪》）。
在此之后，长期酗酒的熙宗更是时常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由原来温文尔雅的书生皇帝一变而为杀人狂，终于在三十一岁的盛年死于非命。可以说，金熙宗是帝王中因为政治斗争导致心理变态的典型标本。
八
中国皇帝制度和西方君主制度的最后一点不同，是中国皇帝制度确立之后，皇帝们的权力在历史上呈逐渐扩张之势，而英国国王的权势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渐减少。换句话说，在中国，是统治者日益把民众关进越来越严密的笼子。而在英国，是民众逐步把国王装进了笼子。
自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后，中国的专制统治方式从粗放简单发展到精密深刻，统治层面从控制人的身体逐步发展到控制人的精神，皇帝与臣民的关系越拉越远，民众奴化的程度越来越深。
正文 皇帝：最不幸的人（7）
自秦朝到西汉，丞相入朝之时，皇帝会起立欢迎；从东汉至宋初，宰相可以在皇帝面前坐而论道；宋朝初年之后，宰臣在皇帝面前不再有座位，但还可以站在皇帝面前说话；而到了明清两朝，不论哪个大臣，在皇帝面前都必须跪着说话了。宫廷礼仪的这种演变，简洁地反映出皇权日盛、臣权日衰的演变过程。
宋代以前，中国还没有文字狱的说法；明代以前，中国专制统治虽然严密，但是毕竟还有一些权力管不到的地方。士人们不满朝政，可以挂冠而去，隐居山林。而到了明代，不愿当官居然成为被皇帝杀头的理由。及至清代，人们的私人日记和通信都成了被判罪的理由，文字狱使得所有大清臣民都噤口不言。
而在英国，虽然国王与贵族的斗争出现多次反复，但总的趋势却是专制王权日益削弱，贵族和民众的权利日益伸张，最终导致了君主立宪制的形成。英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不受约束的专制权力必然给国家带来动荡和祸乱，所以贵族们总是不失时机地趁国王处于软弱状态时，把一道道绳索套到他的头上。从《大宪章》到《默顿法规》再到《牛津条例》，英国人根据形势的需要，一步步缩小国王的权力范围，直至内阁制度成熟，王权对国家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时，通过君主立宪制，把国王架空起来。因此，英国国王权力范围的变化史，也就是英国保守主义自由民主的发展史。
随着皇帝制度对社会控制得越来越严密，它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越来越严重。它通过空前严密而有效的专制体制抑制了社会活力，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在两千多年帝制时期，中国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会制度也没有出现一次大的创新和变革。中国人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了无新意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奴隶性格”和“专制性格”日益发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突出特征。
在西方思想家看来，古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专制的国家。那些最早对文化中国进行观察的西方思想家无不为他们所看到的情景切齿扼腕，视为人类精神史上独一无二的惨状。黑格尔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本质上是一种东方特有的专制与奴役精神，“只有服从与奴役，没有精神的独立与主体意识的自由”。孟德斯鸠则说，统治中国的“原则是恐怖”。他用语极端而刻薄，然而令人绝望的是，这种推向了极端的判断今天回头看来仍然基本正确：“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那里，除了极端的奴役而外，我们将永远看不见任何其他东西。”
当文化中国在与西方的迎头撞击中头破血流遍体鳞伤之后，中国的思想者也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痛切反思。一百六十年来，思想家们达成共识，专制主义是中国一切文化病相的罪魁祸首，也是最难医治的文化病根。是它，束缚和压制着中国人不能发展成“完全的人”，是它，导致了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守旧症”、“非我症”、“不合作症”、“麻痹症”。
其实，君主专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