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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硝烟散尽后静心盘点，皇帝才看清楚这场战争的后果是多么严重。
本来，经过所谓的“同光中兴”之后，大清帝国已经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通过洋务运动，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近代海军和一大批近代化工业，大清这辆残破的老车，已驶过了最危险的路段，开上了相对平稳开阔的坦途，虽然速度不快，但总可以说是处于上升状态。对当时的中国来说，确无必要与日本孤注一掷地作战。如果没有《马关条约》，中日两国的历史走势也许与日后大相径庭。
没想到，这个好不容易赢得的“大好形势”，却在自己的手中折戟沉沙。清朝有史以来最大面积的割地和最大数额的赔款，使大清犹如一个刚刚病愈的人又一次被打倒在地。甲午战争给了日本一个全面超越中国的起点，三点四亿两白银加上台湾，成为日本腾飞的强大动力。而中国则自此跌下万劫不复的深渊。亚洲和世界的格局重新洗牌，那些逡巡在中国四周的欧美列强，又纷纷亮出了利爪，纷纷向中国提出了“租借”土地的要求。中国由一个同光中兴的“希望之星”变成了被瓜分的对象，一时之间，中国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正文 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9）
本来想证明自己能力的一场演出，最后的结果却使全国臣民见识了自己的“无能”。本来要为国家自强雪耻，没想到却给民族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召开诸王大臣会议时，太后连正眼都不瞅他，那张越发长得吓人的脸毫不掩饰地向朝廷重臣们流露着对他的轻视，让他无地自容。在战争过后，太后越来越多地走上前台，直接处理政务，说明对自己已不再放心。
确实，通过这场战争，太后对皇帝的印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太后没想到，原本认为已经培养陶铸得成了器的皇帝，一旦登台亮相，居然唱得这样荒腔走板。通过这场战争，她才发现，皇帝原来是如此的幼稚、孟浪、轻率和脆弱。看来，自己这么多年心血是白费了，这个孩子实“不足以承大业”。太后后悔极了。她后悔自己太大意了，一眼没照顾到，竟然酿此大祸，自己何以对列祖列宗？
然而悔之晚矣。在中国式政治规律下，一个皇帝如果没有失德，不管他曾经多么失策，也不是被更换的理由。何况从形式上讲，他君临天下，已经二十多年了。自己虽然精力尚存，但毕竟没有几年活头，这个家注定还是他当下去。自己所能做的，唯有在有生之年，再多操操心，把把脉，能尽一份心是一份心吧！
皇帝的情绪步入两极化状态中的低谷。像以往一样，心绪低落的皇帝又病了。躺在病床上的皇帝一遍遍地反思着。在战争之中，他一举一动都是效法列祖列宗，为什么到头来却左右支绌，一败涂地？
皇帝想起了李鸿章前几天给他上的一道奏折。李鸿章说，在日谈判期间，伊藤博文曾对他讲：“贵国之弱，在于固守旧法。如欲自强，必须将明于西学年富力强者委以重任，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方有转机。”
这场战争让他见识了“西法”的强大。他没想到，日本国在战争中竟然能迸发出这样巨大的能量。看来，“西法”的威力远远超过“祖宗旧制”。
年轻人活跃的思维容易跳出陈旧的枷锁。一场战争打开了他的眼界。在病榻之上，他命人进呈了驻日公使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以及英国人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皇帝“如获至宝”，这些书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与“祖宗旧制、圣人之言”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他终于发现，战争的失败，并非是因为他的“无能”，并非是由于他不够“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恰恰是因为他太迷信圣人和祖先了。其实他们留下来的旧式武库中的武器完全不合实用。皇帝认识到，如今时代，“外洋各国是今非昔比的”，中国“一切落后，甚么事都赶不上外国”，“西人皆曰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曰为无用之学”。一气之下，皇帝命人把他案头的那些性理之书搬出去，以“皆无用之物，命左右焚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只有“维新变法”，让大清脱胎换骨，才能扶大厦于将倾。
可是，法如何变？旧如何革？从哪里入手？他也没有答案。
十四
１８９５年６月３日，皇帝在养心殿书案的众多文件中发现了广东籍新科进士康有为的一封奏折。进士直接上书皇帝，这种情况十分罕见，皇帝立刻打了开来：
近者，万国交通，争雄竞长，不能强则弱，不能大则小，不能存则亡，无中立之理。自大而小者，土耳其是也；自强而弱者，波斯是也；自存而亡者，印度、缅甸、安南是也……
一拿起来，皇帝就没再放下。他当天没有吃午饭，晚上又把这封奏折携带到寝宫，在灯下细细再读。
康有为用他那出色的文笔，清晰扼要地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怎么回事，介绍了俄国的彼得大帝，介绍了日本的明治天皇，介绍了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他从世界大势的角度，提出了变法的总纲领。又分十个方面，系统讲解了中国应如何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领域“全面更新之”，论述条理分明，措施详细周到。这封奏折，让皇帝感觉新奇无比又茅塞顿开。
皇帝的感觉就是四个字：“天助我也”。在他急切盼望“变法人才”的时候，这个广东进士从天而降。皇帝感觉康有为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深刻、渊博、清楚。皇帝一遍遍地揣摩着奏折中那些他不知道的新名词，就像一个夜航的水手，看到了前方一遥遥的灯塔。现在，他要毅然掉转船头，驶上正轨，大清很快就会赶上列强，并驾齐驱，甚至超越它们。他不但会重现大清旧日的荣光，还会远远超过列祖列宗的治绩。如果那样，这场战争的失败，不过是他人生中一个小小的阴影或者说必不可少的前奏，今后的伟大事业，将使这小小的失误显得不值一提。想到这里，皇帝的情绪突然柳暗花明，阴郁和消沉一扫而空。皇帝感觉震撼，皇帝感觉兴奋，皇帝感觉狂喜，皇帝推枕揽衣，目光炯炯。第二天一早，皇帝发布命令，命军机处将此奏折抄为三份，一份存皇帝上朝时的乾清宫，一份存皇帝日常处理政务的中南海勤政殿，一份由军机处抄发各省大员。康有为的奏折原件，则立刻被送往颐和园，交给太后“懿览”。
十五
太后十分认真地阅读了康有为的奏折。虽然对那些新名词她不太懂，但老太太显然也为康有为的爱国之心所打动。史书记载，读了康有为的上书之后，太后“亦为之动，命总署王大臣详询补救之方、变法条理”（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关于戊戌变法，大多数读者头脑中都有许多“先入为主”的历史“定论”，其中之一，就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大多数政治人物都反对变法，他们坚称“祖宗之法不可变”，发誓要捍卫大清祖制的每一根毫毛。
其实并非如此。
确实，古老的中国在外界刺激面前，觉醒的速度实在太慢了。然而，经过甲午战争之后，被砍掉了肢体、吸去了血的老狮子终于痛醒了过来。绝大多数政治精英终于认识到，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是器物层面。如果照过去的老路走下去，中国除了灭亡之外，别无可能。可以说，战争修正了每个人的观念，“变法”已经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识。连师傅翁同龢的思想都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康有为等人组织起来宣传变法的强学会，不但吸引了袁世凯、聂士成这样的新军将领，一大批朝廷重臣如翁同龢、孙家鼐、李鸿章、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也都成了它的会员和赞助人。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连一些原来以“仇洋”著称的真正“顽固派”大臣，如徐桐、于荫霖等人，也都开始同意中国必须进行起码的改革。当时的情形正如军机大臣孙家鼐所说：“今日臣士愿意变法者，十有六七，拘执不通者，不过十之二三。”（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
正文 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10）
至于慈禧太后，更并非一个“顽固派”。早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她就大力支持洋务运动，在“设立同文馆”等事件上表现出了坚定的改革倾向。甲午战争之后，太后也和皇上一样，陷入了日夜的焦灼中。《翁同龢日记》中曾记载，甲午战争结束不久，慈禧命上书房“宜专讲西学”，专门给皇帝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