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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此，毛主席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说：“今天还要开会，找个时间我们认真讨论这个问题。”主席勤政殿的这次谈话，像过电影似的，时常在我脑海中闪现。那深情的目光、亲切的话语，那满怀希望的嘱托成为我做好工作的一种无形的动力。那时候，能被主席召见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事后，叶剑英对我说：“小雷啊，主席这次当面考试你，看你老实不老实，你的试卷答得蛮不错嘛！”
我很不好意思，话匣子一打开，往往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谈话的对象。时间过了很久，我为那次召见自己说得过多而内疚。
如果照叶帅说法，这次召见是一次面试，可以称之为“勤政殿对应”的话，那么两个月后，主席在菊香书屋的召见，则是一次更严格更现实的考试。
就在毛主席于中南海勤政殿召见的第二天，即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当时朝鲜人民军进行战争准备的情况，我们并不清楚。
朝鲜人民军英勇作战，一开始打得非常顺利，6月28日便解放了汉城。受美国人扶植的韩国李承晚伪政权眼看摇摇欲坠。美国人坐不住了，他们惟恐韩国伪政权一旦垮台，会在整个亚洲引起连锁反应。
第五部分第111节 雷英夫回忆抗美援朝（2）
6月27日，美国出动海、空军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同时又向我国的领土台湾派了兵，并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阻止我们解放台湾。三天以后，美国又派陆军第8集团军直接参加朝鲜地面作战。随后美国又操纵联合国，要挟英、法、加拿大、土耳其、澳大利亚等16个国家出兵，组成联合国军，另加李承晚的军队，由美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任总司令。这时候，由于朝鲜人民军的英勇作战，8月初已经解放了朝鲜90％以上的领土，迫使美军和李承晚的伪军退守洛东江以东的大丘、釜山一隅。人们都处于高度的兴奋之中，等待着朝鲜实现统一的时刻到来。
一位苏联军事代表眉飞色舞地在北京对周总理说：“人民军稳操胜券，要不了几天，李承晚伪军便土崩瓦解，朝鲜全境统一指日可待。”记得周总理对这位苏联人的话没发表任何意见，只说了一句“那好”。
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并不像苏联人那样乐观，显得冷静而镇定，我们常见他在一幅军用地图前踱步。他说：现在朝鲜人民军应该做短暂休整，调整军队部署，然后再接再厉，最后一鼓作气，解放整个朝鲜。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预防不测。
对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毛主席给予了足够的注意。
就在毛主席的目光紧盯着风云变幻的朝鲜半岛的时候，我作为周总理的军事秘书、总参作战室的主任，和作战室的参谋们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常常彻夜不眠地关注着朝鲜战事的发展。总参作战室位于中南海居仁堂的一平房内，平时戒备极严，人们戏称是“白虎节堂”。此时正是酷暑8月，参谋们冒着炎热翻阅资料，研究军事形势，气氛显得肃穆紧张。
各种各样的情报资料均都证实：朝鲜人民军已经打到了洛东江，釜山似乎指日可下。金日成的文告宣布：1950年的8月将是朝鲜人民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月份。或许出于军人的本能，在这一派大好形势下，我却生出莫名的疑虑和隐忧来。“主力全调到釜山三角洲，后方不全空了吗！”不知是谁半带惊讶地冒出了一句。随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
“美国驻日本的两个师显然是作为预备队部署的，可这两个师至今未动啊！”
“朝鲜的地形很像一个长长的冬瓜，这地形可潜伏着危险啊！”说话人拦腰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地图上切了一下，那意思很明确：敌人会不会抄人民军的后路？
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我，情报部门提供的资料已完全证实，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顾问艾夫里尔•；哈里曼及军事助手弗农•；沃尔特斯已到达东京，这预示着美军将会有较大的行动。我立即提议，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并分两组对抗作业，然后将大家的意见加以归纳整理，提供中央首长决策参考。
讨论从下午一直到晚上9点多钟，意见共归纳出6条，但集中到一点：美军很可能要在仁川登陆，将朝鲜半岛拦腰截断，位于南部的朝鲜人民军将处在被包围的危险中。对美国军队可能选择的登陆时间，我们也作了预测，9月15日是大潮，美军选择这一天登陆的可能性极大。当然，这些意见绝非主观臆测，而是在对大量资料和客观事实的周密研究后得出的。
以后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麦克阿瑟后来的回忆录证实，就在我们预测美军动向的同一天，麦克阿瑟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以骄矜自信的口气对总统顾问哈里曼说：“请马上告诉总统，如果他能满足我的要求，批准我实施9月15日涨潮时在仁川登陆的计划，我将用在南面的第8集团军为铁锤，用在北面登陆的第10军团为砧，把北朝鲜的军队砸个粉碎。”后来，杜鲁门果然批准了他的这个登陆计划。在选择登陆地点时，麦克阿瑟也曾考虑过元山、群山和仁川等地，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仁川。尽管在仁川存在着登陆作战最忌讳的诸多不利条件——仁川港是朝鲜西海岸距汉城西南30多公里处的一个重要港口，西海岸平均水深39。3米，比水深3699米的东海岸相差近100倍，但西海岸的潮差特别大，涨潮时高差达11。2米，落潮后海面至港口可出现24公里的淤泥滩，在这里实施登陆作战，必须在最快时间内完成，这就使登陆时间的选择受到极大限制，带有很大冒险性。而美军专家为麦克阿瑟提供的9月、10月、11月的三个登陆时间，以9月15日为最佳。麦克阿瑟不顾军方首脑的反对，决定冒险在仁川登陆。在东京论证作战方案时他曾说：“你们关于在仁川登陆的各种不利条件，恰恰是本人确信此役必成之所在。”
麦克阿瑟的这种分析判断和最终决策，早在我们这些年轻参谋的预测之中。但预测毕竟是预测，我们的分析不过是依据一般的情报材料和作战规律得出的结论，对麦克阿瑟的计划我们不可能有所知晓。要不要将我们整理出来的6条意见报告中央军委决策人，我不禁产生了几分犹豫。
当然，这种犹豫更多的是对所提意见所产生的直接后果而担心，这不是一般的日常工作事务，它可能直接影响最高领导人的决策。
我知道，我军从红军时期开始，虽然军事民主早已成为光荣传统，但最终决定战略战术的还是统帅人物。作为参谋人员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情况和意见，做一些具体工作，但直接参与大政方针决策的事极少。现在我们的这些意见显然超出了情报资料的范围，一旦提出，就意味着直接参与决策指挥了。
但是，我也想到另外一种情况：眼下已经建国了，统帅们已经不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军事和作战，更多的则是考虑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全面建设，作为首脑机关的工作人员，有责任为中央领导的正确决策当好参谋。何况毛主席、周总理多次指示我们，要注意朝鲜情况的变化。
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把6条意见首先报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总理。于是当天晚上10点左右我回到西花厅对周总理说：“总理，我们作战室的同志对朝鲜战争作了研究，认为眼下潜伏着很大危险。”
总理放下手中的文件，以略带惊疑的目光看着我：“怎么，有什么重要发现吗？”
我说：“美军很可能要在朝鲜半岛实行登陆作战，登陆地点最大可能是在仁川。我们具体研究了6条理由。”
周总理以审慎的目光看着我：“详细说说看。”
我指着墙上的巨幅地图，非常认真地汇报说：“第一，麦克阿瑟眼下把美伪主力十几个师都摆在了釜山三角洲的滩头阵地上，我们计算了一下，平均每8平方公里摆一个师，他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