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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这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张闻天同志向中央提出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东北解放较早，许多工作先走了一步，这就使闻天同志有可能和有条件对那里的实践进行调查研究，对经济成分作出系统和科学的分析。这份提纲，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产物，受到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的高度重视。9月间，毛主席在修改这个提纲时，强调了以下五点：（1）实行国民经济组织性与计划性必须严格限制在可能和必要的限度内，国营经济首先要适应这种组织性与计划性；（2）除开国家总的计划外，必须特别重视地方性的国民经济计划；（3）使合作社成为普遍的社会制度，必须经过长时期的艰苦工作，才能一处一处和一步一步地做到；（4）在批判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路线时，又必须严格防止任何急性的“左”倾冒险主义；（5）由于有了多种经济成分，而且有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商人资本主义这一切情形，这使我们必须有无产阶级明确而周密的经济政策、经济计划与整套的经济组织去指导国民经济建设，绝不容许有任何的模糊和混乱。随后，少奇同志对提纲作了精心的修改。10月26日，毛主席看完修改稿后批示：“少奇同志，此件修改得很好。在第二十九页上，‘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整个经济政策来说，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上来。”修改后的提纲，曾印发给东北局、华北局和部分领导同志征求意见。
我认为，党中央和毛主席、少奇、闻天同志对经济建设方针的探索和对提纲的修改过程，是一次理论联系实际的调查研究。如果没有这种调查研究，就不可能产生认识上的飞跃，也就写不出七届二中全会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调查研究，犹如毛主席讲的“十月怀胎”。一个高明的领导者，应该首先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弄清情况上，这样做出的决策才有科学依据。“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才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情况不明，决心大”，就可能把事情弄糟。处理复杂的经济问题尤其如此。所以，准备会议、准备文件，都应把功夫用在调研上，这是很值得记取的一条重要经验。
1949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对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做了具体安排。毛主席在会上的讲话中，论述了经济建设方针。指出：“今后对经济构成是应有一个通盘的认识。国营经济是带社会主义性质，合作经济也是带社会主义性质并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那个东西基本上（是）对的，但要注意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不要以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而认为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向资本主义发展，那是极端错误的。……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必须谨慎，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毛主席的这些思索，构成了七届二中全会的重要内容。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的报告，可以说是集全党智慧之大成。报告的内容宏大精深，是一篇建设新中国的纲领性文献。这里，我不可能一一介绍，只想谈一点自己的体会。
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出的“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构想，是建立在对国情分析的坚实基础之上的。这至少包括两方面：
第一，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和与之相适应的转移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决策。毛主席说：“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适应这种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从方针上讲，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二是“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8、1426—1427页）。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在城市工作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7—1428页）
第二，对基本国情的分析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毛主席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0页）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毛主席阐明了一系列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精辟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和党在革命胜利后所应采取的方针，既反“左”，又反右，处处闪烁着实事求是的唯物辩证法的光辉，为如何由农业国变工业国绘制了一幅清晰的蓝图。它的基本点是：
1．革命胜利后，我们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质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由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起决定作用，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2．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经济纲领，是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3．利用、限制和改造是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总方针。因此，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既团结，又斗争。对内节制资本，对外统制贸易，是新中国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4．必须谨慎地、逐步地、积极地引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