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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米养育了我们，陕北人民对革命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毛主席的话像一股暖流，涌进了我的心房。毛主席对待同志，总是那样热情、关怀。此后，每当我向他汇报工作时，他都要叫我坐下慢慢说，他仔细听完后，还常常先征求我的看法和意见。当时，《新华日报》每天大量报道毛主席在重庆的活动。有一次，主席对我说：告诉报馆不要对我报道太多，不要突出个人；有些活动不必见报，可多登些人民来信。毛主席这种质朴谦逊的精神，更显出他的崇高和伟大，更激起我的无限爱戴和敬仰。
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这是抗战胜利后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日寇投降后，蒋介石蓄意挑动内战，但慑于国内外要求实现和平民主的强大政治压力，同时也为了争取时间把国民党军队从大后方调集内战前线，便在美帝国主义的授意下，玩弄起假和平的诡计。在八月十四日到二十三日不到十天的时间里，蒋介石连发三电，假意邀请毛主席赴渝谈判。当时的重庆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同志们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担心主席的安全，不免忧虑重重，有些根据地甚至发报劝主席不要去。但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雄伟胆略和大无畏气概，毅然飞赴重庆，同蒋介石集团展开面对面的政治斗争。这一英明决定，揭穿了敌人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博得了国内外进步舆论的称颂。“毛主席一身系天下之安危”的话，响彻了整个山城。
毛主席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即在蒋介石官邸林园开始进行谈判。可是，蒋介石集团对谈判毫无准备，并提出国共两党“没有内战”等谬论，企图从根本上否定谈判的必要性。毛主席当即以大量历史事实，驳斥了这一诡辩，向国民党代表指出：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从而戳穿了蒋介石在声称没有内战的烟幕下，积极准备内战的伎俩。从谈判一开始，毛主席就告诉在红岩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的同志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要准备同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毛主席还对我们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毛主席在重庆时，除参加谈判外，还亲自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接触，包括跟顽固派头目打交道。毛主席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要作具体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毛主席不但会见了冯玉祥等一些赞成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还提出要见陈立夫、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对主席的这一做法，起初大家感到很意外：像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和顽固分子，我们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主席向大家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有一次，主席去找陈立夫，我随行在场。事前我心里暗暗地想，同陈立夫这种人可怎么谈呢？一见面，主席先以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批评国民党背叛革命，实行反共剿共的错误政策。主席说：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毛主席还谈到，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就这样，毛主席在谈笑自若中，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政策，巧妙地给以批评，同时也向陈介绍了我党对于国内时局的主张，提醒国民党认清人心所向，不要重蹈覆辙。在谈严肃的政治问题中，有时讲得很幽默，没有使人感到紧张的气氛。面对毛主席坦荡的胸怀，机锋的议论，陈立夫虽然有些窘迫，却并不显得难堪。由于理屈词穷，他也不得不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又有一次，我陪同主席去访问于右任，可是守门的说蒋介石正在于家作客，主席便提议去看住在同一大院——“桃园”中的戴季陶。戴季陶这个蒋介石的忠实走卒和“智囊”，万没想到毛主席会去看他；在毛主席面前局促不安，诺诺连声，好像无地自容似的。我目睹这情状，对毛主席磅礴的气度、宽广的心怀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是多么钦敬呵！从戴府出来回头去见于右任时，正值蒋介石也去看戴季陶，小道相逢，与主席贴面碰到，蒋问主席要去哪里，主席说去见了戴季陶，蒋介石先是一怔，随后佯笑说：“好，见见好，见见好。”毛主席在重庆的这些活动，为我们树立了如何把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性统一起来的光辉典范。
第三部分第83节 王炳南回忆重庆谈判（2）
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还在周副主席的陪同下，广泛地会见各界人士，进行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使我党的影响更加深入人心。毛主席会见了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民主人士，也接见了妇女、青年、工商界、文化界等各界代表，阐述了我党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推动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毛主席在重庆时，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另外，由张治中先生腾让出自己在市内的桂园住所，以供毛主席在城内办公和会见中外人士之用。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毛主席有一次接见一批“小民革”的领导人，从吃晚饭谈起，共谈了十个小时。这次，主席兴致很高，开怀畅谈，旁征博引，讲的是史册古籍，《红楼梦》、《西游记》等等，却又都切中时弊，针砭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主席的这种以古寓今，风趣横溢，妙语连珠，在场的人都听得入了迷，忘了时辰，无不为之感佩。
毛主席还同周副主席一起，利用谈判间歇，在重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接见美国航空队员、日本反战进步作家，设宴招待各国援华团体的代表和在重庆的各国友好人士，感谢他们在抗战八年期间给予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的诸多援助。毛主席也接见了许多国家驻重庆的大使，同他们进行了谈话。毛主席通过上述这些活动，一方面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革命的严密封锁，推动着重庆谈判期间的政治形势朝着更加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取得了第一手资料，掌握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思想动态。后来主席回到延安，曾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中说，他在重庆时，“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又说，“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毛主席在重庆的工作和活动是非常紧张频繁的。我至今还记得，在红岩楼上的那一间小屋里，每当更阑人静的午夜，主席或还同周副主席讨论问题，或还亲自起草文件，或轻轻地来回踱步，思考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我们为爱护主席的健康，总希望他多休息一会儿。一次，我看主席睡了，没有把一件事情及时报告给他，事后他批评了我，说我们是为谈判来的，许多情况要及时掌握，以便决策，并指示我今后遇到这样的问题，任何时候都应把他叫醒。后来我们从美军人员口里得知，国民党军队在昆明和龙云打起来了，我连忙深夜把主席叫醒，报告了这一消息。主席对此很重视，说只要龙云能顶住就好了！要我们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随时报告。主席到了重庆，许多旧友来访，也有很多个人来信。有人建议，主席这么忙，个人信件不必一一都由主席过目了。我于是拿着几封信去请示主席，可否代为处理。主席说，不，不能把这看作私信，这是大后方人民的心声；有些是个人写的，你们不了解你同他们的关系。他指示所有的信都要送他看。主席在百忙中，就连一封信件也不放过，有的亲自作复，有的交代我们去办，都得有个着落。
毛主席时时刻刻和人民心连心，从不放过和群众接触的机会。在密探如麻、特务林立的重庆城，革命者谁不为主席的安全捏一把汗、悬一颗心呵！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更是寸步不离，紧紧跟在毛主席身边。但主席视险境若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