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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毛主席提议将“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毛选》。当时参加编辑工作的有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1950年8月19日，毛主席致中央政治局的信说：“此件拟编入毛选第二卷作为附录，须作若干小的修改，并加上陈、秦二同志名字，请加审阅，提出意见。”政治局委员都圈阅同意。最后编入第三卷于1953年4月出版。这个公开发表稿作了这样几点重要修改：
一是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的地方一律删去，有些就是毛主席在审定过程中亲笔删改的。如在第一节讲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之后，删去了原有的“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一语；也有将“毛泽东思想”删后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的。这样，发表稿通篇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字样。毛主席在出版物和党的文件中不想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早在建国前夕就已萌生了。还在1949年1月他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就指出：将草案中“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曾强调不要把他与马、恩、列、斯并列，说如果平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套，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这样不好，我们请他们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这个想法是毛主席删去“毛泽东思想”概念，并在相当长时间内不赞成恢复使用它的一个重要原因。
问题在于毛主席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想法？这与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有关。“历史决议”提毛泽东思想就有对着苏共的意思。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是在苏共、共产国际帮助下产生的，这一方面给我们党许多积极的东西，但同时也给我们党造成许多困难，带来许多消极的东西。如果不经过整风，全党对于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是解决不了的。通过整风，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地位确定了。“历史决议”反映全党要求，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可以设想，如果不提，就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因为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它的影子还存在，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但是，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态度，而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提法删去，并且在1956年八大不提了。直到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党开始论战后，中共中央才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二是根据8月19日信的精神，在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路线处，点了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的名字。当时点名，没有特别严重的意义。犯路线错误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已在文件中点了名。王明、博古的“左”倾错误比瞿、李要严重得多，不点名，对这些历史问题摆不平。
三是加重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正确指示的份量，原来一些地方没有提斯大林名字的，都添上了“斯大林同志”，有几处还增加了他的引语。这个修改是陈伯达提议的，毛主席赞同了。
四是将左倾路线的左字都打上了引号，即一律改为“左”倾路线。此后，党的文献就沿用了这个用法。
此外，还有一些用语和文字方面的修改，如将“苏维埃运动”改为“红军运动”，将“苏区”改为“根据地”，将“暴动”改为“起义”，以及将“与”改为“和”等。
这个“历史决议”后来的命运是大家所知道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其中有高度评价刘少奇同志的贡献这样的内容，整个决议被从《毛泽东选集》中删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少奇同志恢复了名誉。新版《毛选》按照建国初期的编排，仍将“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
（摘自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第三部分第75节 方强回忆“七大”以后（1）
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已经五十多年了，这次大会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以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为标志而永载党的史册。作为当年参加过这次大会的老战士，抚今追昔，我深深感到，党的七大在中国面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在国民党反动派即将发动全面内战的历史关头，旗帜鲜明地把毛泽东思想写在自己的大旗上，率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最终夺取胜利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充分认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领导我们把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党的六大到七大，时间相距达17年，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实，准备召开七大的动议早在1931年1月的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来了。此后，因战事连绵，会议的准备工作只好推迟。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这次会议提出，中央应“立刻进行具体准备”，成立大会各主要议程的报告草案委员会等等。这一年的3月，我奉中央军委之命，离开八路军第129师385旅政治部主任的岗位，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当时，组织部的人不多，只有十几个人，但很精干，人员也比较年轻，我当时也只有26岁。组织部的主要任务是在全军进行党的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工作十分繁忙。我们总政机关住在延安城北郊一排整洁的平房里，距毛主席住的地方很近，晚上能看到主席办公室的灯光。毛主席有时来到我们办公室看望大家，了解情况，我们得天独厚地能经常聆听到他的指示。由于在高级领导机关工作，离中央首长又比较近，使我对七大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有了一些具体的了解。
同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七大。会议还对代表名额分配、选举代表的方法做了规定。号召全党要注意调查研究，为召开七大做好准备工作。
为了贯彻全会的精神，1939年1月军委决定开始组建华北战地考察团，并任命我为考察团团长。中央领导对考察团工作非常重视。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都曾接见过考察团同志，作了专题报告和重要指示。记得毛主席报告的内容是联系群众、调查研究；李富春讲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问题；滕代远讲了注意研究军事工作的重要意义；谭政讲了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等。这么多的领导同志百忙中给我们讲课，使团员们很受鼓舞，也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还亲自向我交代了考察团的工作方针、任务、工作方法、出发时间等。考察团是我按照王稼祥的指示，从军委直属机关、抗日军政大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八路军留守兵团等单位陆续调集来的，共57名同志。其中有久经考验的红军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和有各种业务专长的年轻同志，人数不多，人才济济。我们按考察团的任务编为组织、宣传、敌工、军事、锄奸、战地记者6个工作组。配置了电台、机要等若干辅助小组，成立了党支部，由我担任书记。
3月16日，考察团从延安出发渡过黄河，前往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8日，由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谭政联合署名发给华北各根据地负责同志的电报中，对战地考察团的主要任务、指挥关系、经费供给等一一做了明确规定。并强调“所有考察团的干部，任何人不得抽调，以保证其任务之完成”。战地考察团在向敌占区行进当中，沿途受到当地人民极其热情的接待和照顾。每到一地不论男女老少，见到我们这些八路军都把我们当做自己的亲人，把最好的房子让给我们住，把仅有的一点细粮做给我们吃，并争先恐后地给我们带路、牵马。当时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是一种患难与共的鱼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