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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周兴不吭声。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我在苏联时见到的都是犯人为自己辩解，从没有主动讲自己是特务、叛徒的，因而说：“他自己讲自己是特务，怎么会自己污蔑自己呢？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毛主席仍说：“总而言之，我看不下去，像写文章、小说，不像是口供。你看完，觉得怎样？”他这是冲着我说的，我没有作声。他见我的思想仍转不过来，又问：“这些口供，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没有一句话、一个字是错的？”
我回答说：“一句两句错，恐怕难免，但这无关紧要。”
毛主席听了我的话后，耐心地解释说：“如果有一句是假话，会不会有十句假话？有十句假话，会不会有一段假话？有一段假话，会不会全篇都是假话？我写了一篇文章，不到一千字，贴到墙上，每天改几个字，一个月后就改得面目全非。这还是自己写的，自己和自己打仗。他们写的全对吗？写口供不是写小说，不能编假的。你们回去对犯人说，一个字如果是假的，就改正一个字；一句话是假的，改正一句话；一段话是假的，改正一段话；全篇是假的，那就全部推翻。你们把他们的口供交给他们，叫他们自己去改，要说明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要假的。”
毛主席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
第二部分第56节 师哲回忆整顿运动（5）
毛主席最后说：“我们要弄清的是真反革命，不是假反革命；要的是真材料，不是假材料。你们要搞清楚，口供是从哪里来的，绝对禁止用刑逼供。”
周兴忙说：“审讯科长在江西打过人，在这里是否打过人，还不知道。”
毛主席让我们回去了解了解，并斩钉截铁地再次强调说：“要让犯人讲真话，绝不允许讲假话。保卫工作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你们要把好关，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毛主席同我们从上午9点多一直谈到12点，并留我们吃午饭。回来的路上，我同周兴边走边谈，原计划那天夜里要枪毙三个人，我说，应该赶快改变决定。
按照毛主席谈话的精神，我回来就同一位年纪较大的犯人谈了一次话。我问他：“所交待的材料是不是自己写的，真实不真实？”
我的话音未落，他就哭了起来。
这样，我才明白其中有假。又问他：“当时为何要写假口供，用意是什么？”
他说：“吃好饭，戴红花。”最后，我叫他把口供拿回去修改。他说，“我要它干吗，全是假的！”
从1944年4月以后，对各种案子开始进行甄别工作。一边甄别，一边平反。这个工作做得时间较长，大部分在七大以前甄别、平反完毕。有的一直拖到解放初。极个别人的问题一直未彻底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挨了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彻底平反。而这些同志已由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成为两鬓斑白的老人。在政治上审查干部，一定要慎之又慎，绝对不能使用逼供信的办法。这不仅是对干部本人负责，而且是关系到党的事业是否能兴盛发达的问题。
对于“抢救运动”中的错误，毛主席在七大以前已向被搞错的同志赔礼道歉。毛主席到延安南门外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当时是西北局和边区系统受审查的专员、县长集中学习的地方）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他说：“我向大家赔个不是。”并向大家脱帽鞠了个躬。毛主席还说了一句：“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后来听说，毛主席在其他场合也作过同样的赔礼道歉。这使干部群众十分感动，许多受过冤屈的人都摆脱了精神负担，心情也舒畅起来了。
我们从枣园回到延安城里保安处后，周兴打电话向康生作了如实汇报。
原来，毛主席先找康生谈过，指出要纠偏，康生却置之不理，所以毛主席才直接找我们谈。康生为什么压住毛主席的指示，不向下传达呢？因为他正想借机准备整别的高级干部，如叶剑英，说他的夫人有特嫌。康生暗地里收集材料，抓住一些生活琐事，无限上纲，弄成政治问题。这些都是他偷偷摸摸地干的，不敢如实向毛主席汇报。我曾对他说不要捕风捉影，他很生气，批评我将消息透露出去了。
毛主席对叶剑英很器重，多次讲过他是“吕端大事不糊涂”。毛主席有时还让我打电话给叶剑英，提醒他应该注意的事情。叶剑英非常尊敬毛主席，执行任何任务从不打折扣。
康生的做法与毛泽东思想是相对立的。在康生领导下搞肃反，就只怕没有口供（不分真假），有了口供以后，又最怕翻案。康生始终没有承认过自己的错误，从未作过检讨。相反，还想乘“文化大革命”之机进行翻案，洗刷自己。这个不可救药的坏分子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康生对“抢救运动”的错误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康生的错误绝不是偶然的，他平常就是两面三刀，挑拨同志间的关系。李克农因病休养后，他对我说，李的身体不好，你要准备做副部长代替他。另一方面又对李克农讲，师哲这个人有野心，想将你挤走等等。搞得我和李克农的关系很不自然。
刘少奇和王前夫妻间关系不好，康生则乘机讲王前不像样子，配不上刘少奇等等。最后刘少奇跟王前分了手。
康生很不喜欢我，认为我不听他的话。
有一次，他让我去抓人，我说：“要有证据，光凭传说没有证据不行。”
他马上回敬我说：“你若认为他没问题，你就签个字。”
我不了解情况，当然无法签字。他就是用这种办法“将军”，使你不好不执行他的意志。但是他碍于我在弼时处工作，对我还是比较客气的。
当时我很奇怪，他也是政治局委员，为什么如此惧怕任弼时？对这个问题，后来我曾问过他，康生这样解释：“我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弼时是我的老师。”现在想来，恐怕更重要的原因是任弼时一身正气，康生不敢触犯，更不敢得罪。在那个时期，人们注意到康生只怕两个人：一个是任弼时，另一个是毛主席。但他也只是不敢在任弼时、毛主席面前拨弄是非而已。
任弼时在整风中两次向毛主席进言，对于甄别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3年10月，党的高级干部开始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整风运动由普遍整风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
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共产党的队伍更加整齐，步调一致起来，兵是精的，武器是好的。那么，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会被我们打倒的。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就是统一全党，特别是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使大家的政治水平得到大大提高。这在思想上为七大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在审干中，七大代表集中的中央党校成为重点。代表资格的审查更是一件棘手的事。
1944年七八月间，任弼时向毛主席反映了这个情况，并说：如果不承认所谓有问题人的代表资格，要各个地区重新选举代表，那么，新的代表到达延安，最远的地区代表在路上需花一年半的时间。这样做，七大就会被推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召开。这个问题不解决，无法召开七大。希望中央研究讨论。
毛主席当机立断地说：“开会，代表全部出席，不再审查了。”
任弼时的汇报和毛主席的决断加速了审干的甄别工作。因而像刘子久、黎玉等原来选出的代表全都出席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接着，中央准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在制定大会议程时，是准备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交大会讨论的，后来为了慎重起见，在七大之前的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1945年4月20日通过了这个决议。
第二部分第57节 师哲回忆整顿运动（6）
1945年4月21日，七大的预备会议召开，任弼时做了七大准备工作的报告，他说：七大早应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阻隔，迟延至今才召开。这固然是个缺点，但也有积极意义：（1）准备了和发展了我们的力量。1937年12月会议决定召集七大时，党员只有五六万人，军队不超过10万人，根据地只有陕甘宁、晋察冀。现在党员已有120万人，军队近百万人，根据地人口近l万万。这时召开七大，意义非常重大。（2）党的思想更加成熟、一致。经过整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