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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导谈判、确立新四军具体编制的过程中，反映了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的坚定性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这就是说，这支武装必须由共产党绝对领导，不要国民党方面插入任何人；至于要不要师、纵队的名义，编为支队还是设旅，那是次要的。
第二部分第46节 王辅一回忆新四军（2）
关于新四军领导干部的配备，毛泽东是非常重视的，对于人员的选择也是很慎重的。
1937年9月，国共两党就统一整编南方红军和游击队为1个军，开赴华中敌后抗战达成协议，但由谁来任军长？国共两党是有争议的。开始，国民党方面打算派陈诚或张发奎指挥。共产党方面不同意；共产党方面曾考虑由叶剑英担任军长，国民党方面又不同意。恰在这时，10年前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的叶挺回到国内，表示愿意领导这个军，并提议改编后的番号称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出通报，由蒋介石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
当时，蒋介石单方面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是有其用意的。蒋介石认为，叶挺在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离开共产党，在国外过了10年流亡生活，这次回国后恐怕不会再替共产党办事了，于是乘机拉拢叶挺，企图把新四军抓到自己手里。当然，蒋介石这个目的并未达到，叶挺却靠近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同意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也是有个过程的。1937年10月5日，当潘汉年将叶挺任新四军军长的消息报告延安后，毛泽东和张闻天并未立即表态，而是于10月19日致电在南京的秦邦宪、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受党指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并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取得何应钦同意）。”10月21日，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报告：叶挺表示愿意赴延安“面陈”，“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10月30日，张闻天、毛泽东在致秦邦宪、叶剑英的电报中，还讲到：叶挺是否任新四军军长，尚“待考虑”，“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之后，再行决定”。直到11月初叶挺到达延安，毛泽东同他谈话，听取其作出虽“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保证后，才正式表示同意叶挺任新四军军长，并在为叶挺专门举行的欢迎会上讲话。从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新四军军长的人选是相当慎重的。
关于项英担任新四军副军长，内定的时间比较早。见诸于文字的，为1937年10月30日，张闻天、毛泽东关于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改编问题致秦邦宪、叶剑英的电中讲到，新四军以“项英为副军长”。但国民党方面最后正式公布，则是在1938年1月。
新四军参谋长的人选，也是经过反复研究的。当时提出的人选，有陈毅、刘英、周子昆、张云逸、周士第等。其中，周士第、周子昆在北伐时曾在叶挺独立团工作过，张云逸也在北伐军中工作过，容易和叶挺配合工作。毛泽东最后确定，由与叶挺取得联系较早的原红军总部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张云逸任新四军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
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人选，确定稍晚一些。在酝酿过程中，提出的名单有陈毅、张际春等。1938年3月18日，毛泽东在致项英电中称：中央决定派袁国平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
新四军各支队司令员陈毅、张鼎丞、张云逸（兼）、高敬亭的任用，中共中央早已确定，并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于1938年1月上旬正式委任。其中，军分会副书记陈毅，曾考虑任军政治部主任或参谋长，后由于第一支队要担负独立的、重要的任务，需要由政治上强、经验丰富、能独当一面的人来领导，故最后还是确定将他留在一支队任司令员。
在新四军创建之初，毛泽东除对军和支队领导人的配备极为关心外，还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调集了一批原主力红军的师、团干部担任新四军军部机关有关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其中第一批包括：原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赖传珠，任新四军参谋处处长；原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原军委第二局副局长胡立教，任新四军军部通信科科长；原陕甘宁边区政府粮食局局长宋裕和，住新四军军部军需处副处长（处长为叶挺之弟叶辅平）；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原中共陕甘省委宣传部部长李一氓，任新四军军部秘书长。这样，新四军军部机关负责作战的、组织和干部的、通信的、钱物的、机要的等重要部门，都由来自主力红军的干部担任领导。这对机关业务部门的迅速建立、工作的开展和发扬红军优良传统，都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对新四军作战部队的建设也给予极大关注，先后从抗大抽调一批原在主力红军工作的师、团、营职干部，以加强新四军支队、团、营的领导力量。其中第一批有：原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胡发坚，任第一支队参谋长；原红一军团师政治委员刘炎，任第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原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副师长王必成，任第一支队第二团参谋长、团长；原红军团长张道庸（陶勇），任第二支队第四团副团长。其他支队、团，也派进了一批原为主力红军的团、营干部。1938年春，第四支队第八团改编前后，就派进原主力红军的团长成钧、赵启民、朱绍清等20多名团营职干部，领导力量得到很大的加强。
这些来自原主力红军的干部，领导部队建设和指挥作战的经验丰富，且多数在抗大学习过，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和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四军组建以后如何部署？1937年12月30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康生、陈云一起，在致陈绍禹、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叶剑英的电报中就明确指出：“为使敌攻武汉处于我之战略包围”，新四军应部署在长江南北；以皖南为重心，准备攻击南京、芜湖等地之敌；皖北（按：应为皖中）以舒城、桐城等地为中心，准备攻击沿江之敌；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高敬亭支队置于皖北。这就把新四军组建后的基本部署定了下来。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整编的指示，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2月下达了部队集中整编和集结的通知。第一、第三支队于4月初开到皖南歙县岩寺镇集结，第四支队也于4月初开到皖中舒城、庐江地区集结。第二支队由于路途太远，加之又到福州领回原何鸣部被缴的枪支，直到4月18日才到达岩寺。这样，分布在南方八省14个地区（不含琼崖）的红军和游击队，仅用3个月时间，就顺利地完成了改编和集中的任务，速度是相当快的。
新四军集结后怎样行动？项英、陈毅于1938年2月14日向毛泽东建议：新四军“不宜全部集结岩寺”，应“尽可能向前伸出到浙、苏、皖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毛泽东第二天就复电：“同意14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地”。不久，第一、第二支队挺进到苏南和苏皖边开展游击战争，就是按毛泽东这个指示进行的。
1938年4月24日，毛泽东复电项英：“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甚妥”。按照毛泽东的复示，新四军军部从第一、第二、第三支队抽调人员组成先遣支队，由粟裕率领，于28日赴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项英于29日向毛泽东和长江局作了报告：“先遣队已出发，各支队不日陆续跟进”。这时，离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在岩寺集结完毕，也只有10天时间。
同年5月4日，毛泽东就新四军应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致电项英：“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