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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共和国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力发展都有作用。资产阶级在革命时也有唯物论，不是历来都是唯心论。因此，希望他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要有惧怕的心理。
在谈到“两个联盟”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和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了一个巩固的联盟的基础之上，又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了另一个联盟。当然，为了结成和继续这个联盟，为了借助国家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这个代价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在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内也不是没有斗争的，有些人反对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不承认资产阶级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对此，毛泽东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的问题上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党的对资产阶级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还批驳了一个自称为“上海工人”的来信中否定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反对党的和平赎买政策的主张，认为这是以“左”的面貌来反对我们党的正确路线，是一种挑衅，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工人阶级的。
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改造民族资产阶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保护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次，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曾就赎买问题说，我们很重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有700万人。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原因有二，一是他们有文化，二是他们有技术。一般地说，他们文化和技术都比较高。毛泽东特别指出：中国如果不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就要犯很大的错误。在革命时期如此，在建设时期也是如此。民族资产阶级有很高的文化，又有管理经济的经验，因此我们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团结他们，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必须团结他们。他们对国家有很大贡献，我们对他们要采取耐心等待和说服的政策，有些要办的事情，他们不同意，我们可以暂时不办，再商量，等待一下。在经济建设事业上，我们也事先和他们商讨。我们对私营经济采取统筹兼顾也就是公私兼顾的政策，对于国营和私营工商业同等对待。
毛泽东认为，民族资产阶级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他们自己是有好处的。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看到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在和我们合作搞五年计划中间，我国日有进步，比以前好，物价稳定，生产年年增长，他们的工作也得到安排，政治上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的代表人物参加了中央和地方的人代会和政协，所以他们就会考虑合作好还是不合作好，跟哪一个走好。他们的子女也一样有机会上大学，毕业后也一样分配工作。了解了这些，就会了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愿意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为什么要合作呢？如果没有好处，他们就不会愿意合作。合作对他们来说，有暂时的好处，也有永久的好处。
1955年10月27日和29日，毛泽东邀集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谈，他在谈话中着重指出：关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加工订货就是初步基础了，公私合营是第二步了，然后再到第三步。工商业改造并不容易，相当复杂，全体工商业者连家属共3000万人以上，包括小商贩、手工业主、手工业者（不包括店员、手工工人）、船主、渔业资本家等等，其中雇工的厂主、店主连家属约700万人，情况是很复杂的。逐行逐业要安排，要有事做，还要教育。
毛泽东分析了私营商业者的情况后认为：私营工商业者，中小户漏税多，大户要好些，有的工商业者因为是知识分子，听报告多，要开明些，中小的听报告少。如果讲得资本家一点好处都没有是不好的，守法户总是多数，三反五反作了结论的，绝大多数基本上是好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总的说来，基本上做了好事，有益于国计民生。有些人偷税漏税不好，因为还有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这个制度，就有这些问题，但是说百分之百偷税漏税，我不相信。
毛泽东指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要安排好，要使这些人过得去，一个工作岗位，一个政治地位，要安排好。民族资产阶级同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不同。资本家如果将来饿肚子，这个制度就不好。如大家生活不提高，革命就不必要，生活福利都要提高。
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工商业者对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的认识普遍提高，纷纷要求走公私合营道路，形成了全行业申请公私合营的高潮。
1955年11月9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展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的指示（草案）》进行修改时，强调指出，必须在私营工商业者中间培养一批由于接受党的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逐步地解决了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的核心分子，“党委应当经过党委负责人、政府工作人员及统一战线部门的工作人员和经济机关的工作人员，经常教育这些核心分子”。
1955年11月14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清样稿作了修改，他指出，“资本家一旦放弃了剥削，他们的社会成分就不再是资本家，而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他们和工人、农民就没有矛盾了，他们就一身轻快不受社会责备了。这里说放弃剥削，不是说马上就要这样做，而是说现在要做思想准备，要在各城市的资本家的学习组织中逐步地适当地展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如有疑问，要有适当的人给予解答，要准备经过公私合营，逐行逐业的改造，在条件完全成熟以后，最后达到国有化。”
第五部分第137节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4）
1955年11月17日，毛泽东对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修改时指出：对资本家的各项教育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引导资本家自己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应当有领导地普遍地加以推广。要根据情况的变化，有时着重鼓励，有时着重批评。在批评的时候，也要对他们指出改正的希望。
毛泽东还指出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但是三反五反以后，资产阶级已被孤立，心中惶惶无主，想靠拢我们，许多同志不了解这种变化，他们被三反五反的斗争吓怕了，因而对于（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改造问题存在着悲观主义，怕和资本家接触。有些人对资本家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有些人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对于资产阶级的实际情况不作全面分析，以为如果要说到资产阶级除了消极的一面之外还有积极的一面似乎便将“伤害马克思主义”。他们也没有主张没收资本主义企业，但又不相信党、群众和国家的力量可以经过教育说服的方法来改造资产阶级。因此，放任自流，使自己陷于被动。这种倾向在表面上是“左”的，而实质上却是右的。
在这之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提到，和平改造工商业者，要采取批评这种斗争的方式。1955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说：“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
其后，毛泽东又在对李维汉的一篇讲话稿所作的修改中指出：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已经接受了公私合营或者准备接受公私合营这样一种改造。对于资产阶级，一般以教育为主，不放弃必要的斗争，因此，除了大约占百分之几的具有严重情况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以外，其余的，应当肯定是可以用又鼓励又批评的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批评就是对于他们的主要的斗争方式，当然还要有对违法者给予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