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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如城，其高七尺，子墙半之，墙厚六尺，左右二门出入谨之。其作筑之，见敌则并力，无事则长夫之役也。步行率八刻而行十五里，寒日短而行易，暑日长其行难，以昼四十六刻率之，行十六刻而三十里，其十六刻以筑营垒，余十二刻而后昏暮，则神暇形壮，可以待敌。故百里而趣利者蹶，此军家之大忌也。
初欲立水师，湘中不知战船形制，依古法作筏载炮，将以截流，又欲为艨艟大舰，皆不能旋运。曾国藩令放竞渡舟，设短桡、长桨，如蛇之足；又得广东船式，作快蟹、长龙、三版三等船。未几，水师总兵自登州至，主作柁罟大船，一战而败，语在《水师篇》。其后水军益利，所至克捷，虽被炮伤、死，船余一二人，犹足胜寇，然后知水军万全过陆军，而用法益得严。初议避炮，依近代兵书法，张鱼网湿絮牛皮藤牌，铅丸辄洞中之；又编竹如细鳞，施絮革人发密覆之，铅丸来势益猛。
及战，而杨载福、彭玉麟等倡勇敢，悉屏盾盖，当炮冲而进，于是炮失势，而士气益勇。故凡言畏炮者，怯将也，不待接战，败军而废之矣。曾国藩以俱教士，以慎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杨岳斌、鲍超以无惧为勇，以戒慎为怯，自将则胜，用将则败。《论语》曰“临事而惧。”帅之言也。《记》曰“我战则克。”将之言也。为将者功名成，富贵得，则知俱矣。
知惧必败，水师为甚。彼不胜，其惧故也。接流争先，小舟为强，船有三等，无三版不行。船置一哨官，制其进退，百船虽退，一船可进。其辎重则有公船。暴风掀波，三版必摧，则保于大舟，大舟不可战也，快蟹、长龙以备指挥，败则弃之，而以三版归，此江湖水师之恒也。战于海中，岛夷之利耳，中国无故而与争于海，非所闻也。
水军虽亦有刀盾枪矛，无所用，精桨柁炮手，指臂相使。
凡三版，桨十人，柁一人，头篙一人，炮手二人。炮置船首尾，旋而发之。炮一发，舟一顿，则进愈疾矣。亦或置腰炮为观美，临敌无所用之。长龙，桨十六人，橹四人，余如三版之数。快蟹，桨二十八人，橹八人，舱长一人，头、柁各一人，炮手六人。凡快蟹、长龙船各一，三版船八而为一营，营官领之。盖三百八十八人而成营，其船人或稍增。要本兹制，作营之法相距欲疏，小船依洲，大舟横流，要避暴风，无令相撞。军皆守船，尤禁登岸。其后长江水师章程编于《方略》，大略准此。
其帆桅篙橹桨炮随时修制，不可一限。三版露载无篷版，各施夹帐覆船。军士又私造长龙，编为公船，以食以居。故军容唯水师为壮，而应对便辟、多逸少劳，亦始于水师云。
湘军成马队，至湖北乃有之。恒用北将，束以湘营制，而多隆阿以此显。初以三百七十八人为营，四人为棚，六棚为哨。
后讨捻寇，更改以三百二十二人为营，营五哨，人各给一马，唯马夫火棚夫无之。又有步队十人，立什长，别为一棚，以供杂役。营官长夫八，公长夫四十。营官一员、帮办一员、先锋官五员、哨官十员，给蓝夹帐十四、白单帐三。每棚白单帐一，马棚帐一。凡白单帐六十六，蓝夹帐十三，马棚帐七十二。长夫八棚，白单帐八。其马，初从口外买之，官价匹银八两，多病道毙，后或随所至而买补焉。岁百马病毙更易无过卅六，余各令乘者补之。又别储朋马银，月可百余两，以备买价，其银出于杂费，营官掌之。
凡营官一员，月给银二百两，不计官位。异军特起，亦不相统，或令受他将节制，辄不相能，非其所置，莫能属也。一营则哨官四员，日给银三钱，月支银卅六两；哨长四员，日给银二钱，月支二十四两；什长卅二人，日给银一钱六分，月支百五十三两六钱；亲兵七十二人，护勇二十人，日给银一钱五分，月支四百十四两；正勇三百卅六人，日给银一钱四分，月支千四百十一两二钱；火勇卅二人，日给银一钱一分，月支百卅八两六钱；长夫百八十人，日给银一钱，月支五百Ｃ１３两。
凡一营，月支口粮公费银二千九百十七两四钱。小尽之月，日给扣；建月，给不扣。水师之制依此为准，头篙、柁工依哨长，舱长依什长，唯无长夫，而哨官倍之，故水军一营，月支千九百十一两二钱。
马队依前制，营官一员，月给银八十两，哨官月给银十两八钱，先锋官月给银六两，亲兵马兵月给银四两八钱，步兵什长如亲兵之饷，步兵月给银四两五钱，火棚长夫如步军之制。
凡马，月支麸豆银二两，每营马二百六十八匹，凡一营月共支银二千六百六十三两八钱。
凡统将，得专置营官，营各献助公费，月或百金，或二百金，至二千人，又公加公费银百两，夫价银卅两。统五千者倍之，统万人者三之。万人则廿营，营助百金，并之则月三千金，此湘将之廉者也。楚军之制，于所统营各置司籍一人，则军阙未补者、或竟阙者、或除名者，饷皆入于其将，军械修补之费不与焉。故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唯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靡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其天人乎？勤所事，诚有所不暇也。刘长佑军士辄取足额，席宝田争之，以为徒自弱，必不能战，所谓廉将者，非□于用之足贵也。然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岂所谓以利为义者耶？而昧者徒取战胜，不用文儒，则冒死之将汩廉捐耻，日趋于乱。
筹饷篇第十六
冯唐有言赵将李牧之居边也，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古之用兵其费至巨也，然以赵国区区，李牧偏郡，仰给市租，不闻匮乏，未有行军而乏兴，护众而忧馕者也。明代则不然，平时征赋半以养兵。
四海之富岁入裁二千余万，十年之通余，不过一年之入，郡县府库例不存储，大农春秋二拨，或往往告匮。至于军兴，田谷不播获，关税无登，而振恤供给，繁费相踵。劝捐输，议假贷，欲以一二贵戚大臣之私财澹天下之用，计绌情绌，始议加赋。
史威不行，漏卮不塞，俗儒迂生纷咎其上。
圣清鉴其敝，二百余载坚持不加赋之义，兆民晓然，湛恩汪濊，利原沮闭，咸怀仁义。然值有兵革非常之灾，连年累岁之繇，倾帑不足以供费，则计臣束手矣。洪寇之兴，始由部筹饷拨军者六百余万，其后困竭，则以空文指拨，久之空无可指。
诸将帅亦知其无益，乃各自为计。其计有二捐输、厘金是也。
二者皆起于战国、秦汉之时。而捐输为最拙，又流敝滋大，害于风俗。胡林翼之言曰“今之言兵者喜团练，言饷者急捐输，及大钱钞票，乐其不费而取利也。上苟持一无本取利之心，则政事□败，令甫下，而民窥之矣。”捐输之所行，必避富贵权势之家。曾国藩初治湘军，慨然欲抑豪强、摧并兼，令故总督陶澍家倡输万金，以率先乡人，澍子诉于巡抚，籍其田产文券送藩司，官士大哗，遂以得免。其后，湖南布政使李榕倡言米捐当先大户，是时曾国荃号有百顷田，于法当上户，榕不能问也，而京朝流言卒以败榕。故凡捐输，徒以虐良善、肥不肖，行之愈久愈不效，乃通计天下岁得不出二十万金。朝廷毅然知其害政，于是遂罢。然自咸丰元年以来，盛衰相参，所输银亦以千万数。捐输得官者犹少于军功保荐十分之三，而其材智、吏事或愈于正途牧令太守。故夫以捐输为害政是也，或以为淆杂吏治亦未必然也。
刑部侍郎雷以諴治军扬州，用钱江谋，奏榷商税关税正则，本千而取三十，榷之廛肆则入千而取十，谓之厘金，言金取一厘也。厘金虽始于扬州，然无所得。曾国藩克武昌，下九江，乃令胡大任、何玉棻、孙谋于汉口行之。奸民诉之总督，下檄名捕大任等。大任者，礼部主事，故国藩亦移咨杨霈争之。霈不得已，委过藩司。未几，武昌，汉口复陷，而湖南厘局兴矣。
郭嵩焘尤喜言厘金，始倡用士人，使其弟佐总局，而府县厘局皆举、贡、生、童，商民便之。院司虽或委员，总成列衔而已。
其后群官稍资以给食，又其后而陆增祥总省局，始委权官员，诸举、贡、生、童亦皆以保荐得官，彬彬乎衣冠簿书，有上下等威，而厘税益绌。布政使吴元柄、涂宗瀛尽革浮费，灯油茶叶各令自办，岁亦省千余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