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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的“名誉（2）
一篇《多余的话》，招致了身后无穷无尽的是非，这应该是瞿秋白所预料到的。曾是瞿秋白密友的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为瞿秋白临终前写下这《多余的话》而深表遗憾。我想，觉得瞿秋白《多余的话》实在是“多余的话”者，决非丁玲一人。如果没有这篇《多余的话》，如果那篇《供词》就是瞿秋白最后的政治性文字，那瞿秋白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主义者、不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的形象，就要单纯得多、清晰得多和透明得多。然而，如果没有这篇《多余的话》，瞿秋白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也要单调得多、轻巧得多和平淡寡味得多。瞿秋白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文字，但某种意义上，这一篇不算太长的《多余的话》比其他全部文字都更重要。时间已经开始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瞿秋白做出在临死前一吐心曲的决定是极其正确的，他最终将以这一篇《多余的话》而真正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和名誉。无论他生前有过多少过错、失误，有了这一篇披肝沥胆、抉心自食的《多余的话》，便都能洗刷了。
白居易有《放言》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我在读陈独秀那些“最后的政治意见”和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时，每每想到白居易的这几句诗。如果陈独秀在移居江津前就死去，他那些关于民主与独裁、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最后意见”就将随着躯体而永久地被埋葬，那将是何等的憾事。同样，如果国民党在瞿秋白写完《供词》后就将他杀害，根本不给他写《多余的话》的时间，那留在历史上的就只能永远是一个表面的、“做戏”的瞿秋白，而深层的、真实的、戏台下面的瞿秋白则随着一声枪响而永不为人所知。我想，在中国现代史上，一定还有更多的历史性人物，因为种种原因，至死都未能把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至死都披着一层伪装，而陈独秀和瞿秋白却得以在“身便死”之前将“一生真伪”向世人展露。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真应该感谢上苍；作为后人的我们，也应该感谢上苍。
“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
但上苍对瞿秋白并不像对陈独秀同样的仁慈。陈独秀是在宣布与一切党派脱离关系、不受任何政治力量左右的“隐居”状态下，写下了他那些“最后的政治意见”的，这些“政治意见”也就难以被说成是对国民党的屈膝投降。而瞿秋白只能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利用国民党提供的纸笔，写下他的《多余的话》，这样，《多余的话》就必然与瞿秋白的“名誉”纠缠在一起。
瞿秋白是在写完《供词》后不久，即开始写《多余的话》的。据周永祥《瞿秋白年谱》，1935年5月13日，瞿秋白交上《供词》。而几天后的5月17日，瞿秋白便开手写《多余的话》。《多余的话》一开头，瞿秋白便强调“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在《多余的话》快结束时，又一次强调：“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我觉得，瞿秋白在决定是否写这《多余的话》时，是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的。从交上《供词》到动手写《多余的话》，中间有过几天间隔。这几天，应该是瞿秋白反复考虑、权衡的时间。瞿秋白深谙党内斗争内幕，此前也饱受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苦，这篇《多余的话》将给自己的身后名带来怎样的连累，他是多少能猜到些的。这些话，是在他心的深处酝酿和涌动了许久的。他早就渴望有机会一吐为快。但当还在“形格势禁”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一定的角色”的时候，是不可能说出这些话的，否则，恐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但国民党的监狱也并非“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的理想场所。正因为如此，瞿秋白在交上《供词》后，有过几天的举棋不定。但最终，强烈的一吐心声的“冲动和需要”以及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对后代负责的精神，使他决定不计身后是非，而抓住这狱中“最后”的机会，把自己内心的真相暴露出来。
在《多余的话》一开篇和快结束时，瞿秋白都强调自己说出的是最真实、最坦白、最老实的话。而我们记得，在那篇所谓《供词》的最后，瞿秋白也声明了自己所说的话是真实的。然而，如果将《供词》与《多余的话》做些比较，就会感到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二者的说法颇不同。例如，在《供词》中，说到那时期的所谓“苏区”时，都是径用“苏区”，并不加引号，表示着对这一政治性称谓毫无怀疑地认可；而在《多余的话》中，“苏区”不但往往加上引号，有时前面还冠以“所谓”二字，成了“所谓‘中央苏区’”，其语意明显不同。当然，更重大的差别还表现在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评说上。例如，《供词》中这样谈到“苏区”的教育：“初进苏区的感想，首先就是各乡各区的政权的确握在另外一些阶级手里，同苏区以外是相反的。那些‘下等人’，无论他们因为文化程度的低而做出些愚蠢或者多余的事，可是他们是在学习着、进步着，在斗争中纠正着自己的错误。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干部，。例如江西省苏维埃主席刘启尧（现在已经在战争中死了），他是一个长工，二十多岁还是一个字不识的，然而三年的苏维埃革命中，他努力学习，甚至晚上不睡觉——在一九三四年三月间我见着他的时候，他已经能够看得懂《红色中华》报，已经能够指导一个省政府的工作。”在这里，瞿秋白似乎要以刘启尧的成长，来证明“苏区”教育的可观成就。然而，在《多余的话》里，却写道：“例如，最近一年来，叫我办苏维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宁都、兴国这一带的所谓‘中央苏区’，原本是文化非常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刚刚着手办教育的时候，只是创办义务小学校，开办几个师范学校，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细想一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和儿童教育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国内战争中工农群众教育的特殊问题，都实在没有相当的智识，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够！”这番话虽然直接的意思是强调自己并没有在“苏区”这样的地方办教育的资格和能力，但却能间接地构成对“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