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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头号假想敌，就不能说司徒雷登当年的论断毫无道理。再例如，司徒雷登说中国当时的反美者，对美国在日本的策略有着误解。如果考虑到美国最终是以民主化为目标改造了日本，就也不能不说，当时“反美扶日”运动的参加者，对美国在日本的策略确实不无有意或无意的“误解”。
当然，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策略有过某种程度的反复。1948年的时候，美国对日经济策略的某种调整，确实容易让在此问题上十分敏感的中国人觉得是在庇护日本财阀和法西斯势力，因而也确实伤害了一些中国人的感情。也正因为如此，司徒雷登说中国人对美国产生的是“合情合理的误解”。司徒雷登的报告中，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强调了参加“反美扶日”运动者，并非都是一向反美者，有些甚至还是长期亲美者。他们仅仅只是在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上反对美国。朱自清应该属于这一类。说朱自清是长期亲美者，固然不妥；但说他并非是一向反美者，应该没有问题。反对美国在日本的某些策略，并不意味着反对美国的一切；然而，当朱自清始而不领美国“救济粮”继而贫病而死后，就被阐释成一个全面的反美者。——这也不能不让人感叹。
饿着肚子扭秧歌本来，“反美扶日”与领美国的“救济粮”，二者不必有什么关系。朱自清也好，其他任何人也好，大可以一边吃着美国的面粉，一边对美国在日本的某些策略提出抗议。把这两件事情搅和在一起，以宣布拒绝美国“救济粮”的方式表示对美国“扶持”日本的抗议，是吴晗等民盟人士的别出心裁。
抗战结束后，吴晗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同时也成为民盟在北平的领导人物之一。民盟因过于左倾，国民政府于1947年5月宣布其为“非法团体”，其活动遂转入地下。转入地下后的民盟，自然就更为激进和左倾了。实际上，在被宣布为“非法”之前，北方民盟已直接受中共地下党领导，并在财力上受到中共支持。1947年3月，北平军调部结束时，中共代表叶剑英、徐冰等人邀请张东荪、关世雄等民盟人士吃饭，给民盟留下了一笔活动经费，并把一台美制收音机送给民盟。活动经费对于转入地下的民盟当然很必要，而收音机则用于日夜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的广播，然后抄写、复印、散发，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斗争。（4）吴晗是民盟的活跃分子。他所在的清华大学，自然是他活动的中心地带。作为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生命最后几年的政治热情和左倾表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吴晗的辛勤工作。查朱自清年谱和日记，可知1947和1948这两年里，吴晗频频来动员朱自清在那类政治性的宣言上签字。朱自清在拒绝美国“救济粮”的宣言上签字从而进入毛泽东的视线，成为反美的“民族英雄”，也可算是吴晗一手造成。
朱自清的不领美国救济粮（3）
吴晗在1960年11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5）一文，对此事做了回忆和阐释。吴晗先说明了“救济粮”出现的背景：“所谓‘救济粮’是这么一回事：一九四八年六月间，那时候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像大江东下一样，时时刻刻在贬值，买一包纸烟要几万块钱。教授的薪水在涨，但法币贬值得更快，物价涨得更快，原来生活比较优越的教授们，这时候，也和广大人民一样，活不下去了。特别是家口众多的人，生活更为困难。”这样，就需要政府实施某种特别的救济。对此，吴晗解释道：“国民党政府也知道人民的怨恨，特别是在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也对这种情况忍受不下去了，便耍了一个手法，发了一种配购证，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美援的面粉’。”这“美援的面粉”，当然是美国《1948年援华法案》和《中美经济援助协定》的产物。根据“协定”，美国援华物资，价格应双方商定，中国不能自定价格。美国之所以要对援华物资在中国的出售价进行干预，无疑是担心中国政府将售价定得太高，从而达不到“援助”的目的。所以，这“美援的面粉”之所以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实在不是国民党政府单方面做主的。既然价格低廉，当然就不可能人人可买。而吴晗把给高等学校的教师发放“配购证”称为“耍了一个手法”，也毫不奇怪，——不能设想1960年时的吴晗，能对此给出别的解释。国民党政府对高等学校教师进行这种特别救济，对当时的吴晗们开展工作无疑是不利的。吴晗说：“也正当这个时候，美国政府积极扶助日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发出诬蔑和侮辱的叫嚣。”“一面是廉价收买，一面是扶植日本，侮辱中国人民。我们一些人商量了一下，要揭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时代终于为吴晗们提供了对美国援助进行“消解”的“理由”。吴晗们起草的声明如下：
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
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声明写好后，便征集签名。第二天，吴晗手持稿子来到朱家请求朱自清签名，朱自清颤颤巍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在当天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此虽只为精神上之抗议，但决不应逃避个人责任。”朱自清是言出行随的人，签名后便让家人把“配给证”退回。一个多月后的8月12日，朱自清因胃肾疾病逝世。临终，还不忘叮嘱家人，不要购买美援面粉，因自己是在声明上签过名的。
如今回顾吴晗们发起的这次签名活动，我想到了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以发动高校教师拒绝美国面粉的方式“反美扶日”，是否很合适。当时，这低价的美国面粉，对于这些教师及其家人的生存来说，并非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而实在是扶危济困的“雪中送炭”。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种确实能够救死扶伤的国际性经济援助，不管能赋予多少政治色彩，它的人道主义性质总也不能全部抹煞。而吴晗们把这种援助彻底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在今天看来，显然有所不妥。不过，吴晗们当时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反对美蒋是他们其时的工作任务。他们终日寻找着可对美蒋进行打击的机会。当任何一个这样的机会被他们发现时，都不会轻易放过。
第二，吴晗们动员教师在这种拒绝救命粮的声明上签字时，是否应该多少选择一下对象。这种性质的声明，签名者当然是多多益善，但毕竟多几个人少几个人，无关抗议宏旨。因此，那种家累过重、身患重病、特别需要这种“救济粮”的人，是否就应该不动员他们签名，甚至他们主动要求签名也应该婉言谢绝呢？而朱自清就是这样一个应该“放过”的人。在吴晗们发动签名时，朱自清其实已陷入严重的生活困境。营养不良使得病情日逐恶化，全家也处于半饥半饱状态。对此，朱自清夫人陈竹隐在《追忆朱自清》一文中回忆道：“我们家人口多，尤其困难。为了生活，佩弦（按朱自清字佩弦）不得不带着一身重病，拼命多写文章，经常写到深夜，甚至到天明。那时家里一天两顿粗粮，有时为照顾他有胃病，给他做一点细粮，他都从不一个人吃，总要分给孩子们吃。”在拒绝美国面粉的声明上签名时，“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呕吐得很厉害医生说应尽快动手术。”朱闰生在《魂牵梦绕绿杨情——记父亲朱自清与扬州》中也说，1948年春夏，朱自清“身体越来越坏，胃病经常发作，一发作起来就呕吐，彻夜甚至连续几天疼痛不止。六月九日又来信说：‘又大吐，睡了九天才起床，这回因为第二次并未复原，又来一下，人更瘦了’”吴晗在《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中也说：“这时候，他的胃病已经很严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一点就要吐。面庞瘦削，说话声音低沉。他有大大小小七个孩子，日子比谁过得都困难。但是他一看了稿子，毫不迟疑，立刻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