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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来出现的情况看，瓦格纳、施特拉塞和普费弗尔以前对他们的命运所做的估计是合乎逻辑的。冲锋队最高领袖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已于1930年8月被解除了职务，靠边站了。至于格雷戈尔·施特拉塞，据说由于背着希特勒讨论施莱歇尔提议他担任副总理的问题，1932年底导致了他与希特勒反目。1934年罗姆暴动时“无意地”丧生。奥托·瓦格纳博士1932年迁往柏林居住并于1933年夏天被解除一切职务。据说他的亲信还想看到他担任经济部长呐。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什么有关瓦格纳博士的音讯。过去他从不表现自己，加上他在1933年之后明显地不再受欢迎，所以现在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这是毫不奇怪的。可能是因为瓦格纳博士、普费弗尔和施特拉塞都是性格过强的人物，才使希特勒感到不舒服。不管怎样，希特勒上台后，就从未再提起过这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
曾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过，并且后来得以飞黄腾达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马丁·鲍曼。作家们和历史学家们至今对他还很感兴趣。他被说成是品质最恶劣的家伙，人们把他出面做的所有坏事都“只归罪于他一个人”。不仅记者和历史学家这样看，而且就连那些幸存的纳粹党的领袖们、纳粹党的区领袖们、部长们和本来更知情的、曾在希特勒身边工作和生活过的人们也都这样看。
马丁·鲍曼只不过是希特勒的一个最恭顺、最忠诚的奴才，他经常毫无顾忌地甚至有时野蛮地执行希特勒的指示和命令。从这个意义上讲，马丁·鲍曼与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的命运如出一辙。纳粹党区领袖们、部长们和党内要员们以及其它方面对他无休止的攻击成了家常便饭。
1930年春天，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的马丁·鲍曼尚未担负他后来所承担的棘手重任。鲍曼那时并不引人注目。池娶了格达·布赫为妻，她是党的法官、前上校瓦尔特·布赫的漂亮千金。瓦尔特·布赫当时是帝国乌施拉的主席，在纳粹党内享有很高的声望并得到了希特勒的信赖。布赫当过现役军官，后来在一所低级军官学校里任过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先后担任过团部副官、优秀机枪射击手小分队的指挥官。1918年接任德伯里茨后备役军官大队队长职务。战争结束以后，他作为上校转而从政，加入了纳粹党。1925年当上了被简称为“乌施拉”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调查和协调委员会主席。这一职位要求他能多体谅人的不足，举止要十分得体，断事要有力，并且要有权威。他是适宜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因为他父亲当时是巴登州高级法院判决委员会主席。他长长的脸庞，挺拔的身材，始终显得十分潇洒。希特勒也参加了布赫的女儿与马丁·鲍曼的婚礼，这对提高鲍曼的声望当然很有利。
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马丁·鲍曼负责由瓦格纳博士成立的冲锋队保险公司，该公司后来更名为“救济储蓄所”。所有冲锋队的人都在这个公司里保了险。集会时经常发生室内和街上的战斗，其结果往往是身体受到伤害。实践证明这个保险公司是必要的和有利的。围绕这个公司所做的一切本来都是些简单工作，不能充分发挥马丁·鲍曼的才能。直到他在副元首的参谋部开始工作之后，才成功地显示出他具有非凡的能力。
30年代，他官运亨通，从一个鲁道夫·赫斯手下的部主任晋升为纳粹党全国领袖，然后又上升为希特勒的秘书。他异常勤奋，并且要求和希望参谋部的人也像他那样工作，这使得他在那里也并不很受欢迎。“快！快”成了他的口头禅。希特勒对马丁·鲍曼始终赞不绝口，有一次他说：“别人需要一整天完成的工作，我和鲍曼两个小时便可完成，他从不丢三拉四！”他还说：“鲍曼草拟的协议文本是那样准确无误，以至于我只需说声‘行’与‘不行’便可。只要有他在，我10分钟就能处理与别人在一起需要几小时才能处理完的文件。假如我告诉他：‘办公以后你提醒我某某事情’，那么可以肯定，他准能做到。他与他的兄弟恰恰相反，那是个马大哈，我交办的任何事情他都记不住。”鲍曼不仅把呈给希特勒的文件整理得有条不紊，而且还能够领会希特勒的意图，这样，希特勒就省去了冗长的说明。了解希特勒工作方式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对希特勒来讲是很关键的！
我认为，社会上流行的许多有关马丁·鲍曼的谣言都是毫无根据的。他既没有个人野心，又不是希特勒身边的幕后操纵者。我认为，他坚决严厉地反对任何形式的贿赂，是纳粹党人中少有的廉洁者之一。由于马丁·约曼态度始终如一，在那些受贿的党内同志和许多其他人看来，他越来越成了讨人嫌的警告者。
鲁道夫·赫斯出生在亚历山大市一个批发商的家庭里。父亲祖籍在弗兰克地区，母亲系瑞士人。年满14岁之前，赫斯一直在亚历山大上学，此后转到莱茵河畔的戈德斯贝格一所师范学校读书。在那里他通过了考试，接着又读完了商业课程，之后先在瑞士的法语区、而后转到汉堡从事商业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赫斯自愿应征入伍，最后在西线第35战斗机中队当少尉。革命后，赫斯在慕尼黑加入了图勒协会并且参加了把慕尼黑从苏维埃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斗争，为此他腿部曾挨过一枪。然后他当了商人，并进入大学攻读国民经济和历史。192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了纳粹党的政治沙龙，并由于一时冲动作为冲锋队的人加入了纳粹党。1923年11月赫斯当上了冲锋队大学生小分队的领导，在1923年11月8日晚上的暴动中支持了希特勒。他参加了在贝格勃劳凯酒馆大厅里逮捕部长们的行动。暴动失败后，他在巴伐利亚的山中度过了半年的惊险生活。在巴伐利亚人民法院被撤销的前两天，赫斯来到警察局投案自首了。于是他很快就被判刑并被关进了兰茨贝格监狱。在那里他与希特勒一起一直蹲到1924年的除夕。出狱后，他先在慕尼黑大学德国科学院当了地缘政治学教授豪斯霍弗尔的助手。后自1925年起当了希特勒的秘书。
马丁·鲍曼对鲁道夫·赫斯1941年飞往英国，无疑并不悲伤。我记得，1941年5月10日晚上，在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搬回到楼上去之后，他将其它几位住在贝格霍夫内志同道合的客人请到了他的乡下别墅愉快地聚会去了。这天晚上，他显得十分轻松自在。
设在慕尼黑的纳粹党经济政策局虽然继续保留着，但是在瓦格纳博士走后局长频繁更换。后来当了帝国经济部长的瓦尔特·冯克曾在短时间内担任过该职，在我即将调离慕尼黑时，部长是贝恩哈德·克勒，他是以“工作与面包”的格言而出名的，他对我讲过的一句话始终铭记在记忆中：“要想保护自己，就控告别人！”他说这句话的目的是想阻止我不要向全国‘乌施拉’提出有助于澄清流传甚广的诽谤案的诉讼，此事曾使我在慕尼黑的生活犹如地狱一般。这件事的全部过程是由耳误引起的。
褐色大厦的电话员把一个希望与我通电话的熟人的名字听错了。这个人叫菲尔塔勒，是个典型的巴伐利亚名字，而电话员却误听成了菲尔特海默尔。在此前不久，即1932年10月，一位年长于我的同事曾陪我乘大轿车越过白云岩地区到威尼斯进行了一次旅行。此行的组织者是罗森海姆市的克罗伊斯先生和夫人。克罗伊斯自己驾驶汽车，看来他们对我来参加此行是感兴趣的。我们每到一站，克罗伊斯夫妇总请我同他们一起坐，而却没有顾及我的同事。途中，有三位乘坐一辆奔驰汽车的先生曾两次向经常往返于这条路线的克罗伊斯先生问路，打听住宿等情况。像上帝安排的一样，这三位先生在威尼斯恰好和我们下榻同一饭店，而且还和我们坐在同一桌子。其中有一位先生于当天下午邀我去游船，我欣然同意了。但却万万没有料到，这一切激起了那位受冷落的同事的忌妒心，加之褐色大厦电话员的耳误给我带来了严重后果。
回到慕尼黑以后，我的一位朋友的问话使我大吃一惊。她是全国司库萨韦尔·施瓦茨的外甥女，她问我：“克里斯塔。你真的与一个犹太人有关系吗？”我问她这是谁说的，她回答：“党卫队队长！”我请求她让党卫队队长来一下，以便我澄清此事。几天后，党卫队队长（我已把他的名字忘了）露面了，他说：“你是不是要否认你与一个叫菲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