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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北狄传”都说安禄山事变后，奚及契丹，就没有在河北地区发生大规模的骚扰。两史都说各藩镇本身利益之所在，他们既勤派斥候与巡逻，也不无端寻衅去觅军功。所以从这角度看来，各藩之独立自主，也融合于一上将边防问题合理化解决的趋势。所以牛僧孺就说，只要这些藩镇能捍御北边，他们对朝廷的逆顺，已不是重点之所在。
我们从各种迹象看来，河北在九世纪好像已成为农业与畜牧混合的经济区域。确定的证据尚待继续搜集，但是《新唐书》卷二百一十至二百十三列举割据河朔三镇及山东平卢的世家二十家，内二家出自奚，二家出自回纥，更有契丹、胡及高丽各一家，他们都有中国姓名。奚兵则已在安禄山叛变时在长安出现。朱此手下的骁将李日月也是奚人。
历来中国与北方民族作战时一个重大的弱点，是战马不继。因为农业倚赖精细耕作，务必人烟稠密，村舍鳞比，在此环境内既缺水草，又将牲畜驮载重物，其马必至驽下。可是九世纪的各项纪录提到河北各镇，则显示其骑兵占优势。而韩愈文称“冀北马多天下”，其马匹之出现为“群”。庐龙节度使刘总于公元８２１年弃官为僧之前曾供奉朝廷马一万五千匹。８２２年幽州节度使朱克融也称进马一万匹羊十万口，虽说后者未必确曾奉行，但是这些迹象，表示当地社会经济情形非常特殊，已无可置疑。有些历史家就认为当日河北是一个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混同的社会。
综合以上各种情形看来，唐朝后期之有藩镇问题，已不足怪。而令人感到惊讶的则是在此情形之下李唐王朝尚能继续达百年之久。陈寅恪的解释，则是朝廷能继续以东南的物资支持西北的边防，只要这历史上的任务继续存在，李唐王朝也能继续存在。我们也可以说一定要到中国的国防重点由西北移至东北，以前为边患的游牧民族被新兴的外患所替代，而这新兴的外患有如契丹之辽，其本身除游牧之外，也具备有农业的基础，中国才会出现一个有竞争性的体制，与之周旋，北宋就在这条件下诞生。在过渡期间，“藩镇之祸”只是新旧交替之中发生的一种特殊现象。
再笼括叙述一次：这期间最大的变化为土地占有变质，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国家经济不能继续，税制也放弃以前按人口水平征取的原则，而渗入累进税，征取的范围包括间架（房屋地产）、除陌（在预算里强迫扣除）及征商等等名目，其详细办法由各地自理，军备则一般上涨，这种种情形，是社会经济进化的必然现象，只是已与初唐有很大的差别。对朝代言，藩镇诚然为患为祸，然则他们在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也仍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功用。因为新兵制和新税制必要一个新的行政机构主持。藩镇之职位世袭，他们的继承人（留用）不要部下推戴。其为地方政权则不能完全漠视其地盘内特殊的利害，凡此都与文官制度的统筹均一雷同的原则相反，不能由中央通令构成。而他们组织一种精税的部队称为“牙军”，将他们统御的权力从节度使所驻在州辐射的布及于一镇一道，虽说其税收私自处理，大致仍采取“两税”的原则，这样无形之中在技术上解决了很多极权政治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成为一种新体系，以后通过五代的局面为北宋所接收，所以，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在“第二帝国”的历史的演进中，曾产生推陈出新的功用。
23、黄巢
中国的民变，通常在开始时，带有几分离奇和神秘的色彩。其原因则是一般农民安土重迁，除非有剧烈的天灾人祸，很少机会能促使大量的人口铤而走险。并且纵使他们被投入变乱的大熔炉，也仍要通俗的宗教思想，有如苍天代黄天，弥勒再生等等传说与观念，发动精神上的力量，去支持其大规模的暴动。又要待这两种因素牵连在一起，酝酿到一段时期之后，这民变才引导出来某种有迹象可循的社会运动，使人们能考究其在历史上的真意义。
公元九世纪末叶黄巢所领导的变乱，不尽符合上述程序。虽说８７０年间，“仍岁凶荒人饥为盗”，曾构成变乱的背景，黄巢和他的身前领导王仙芝却不能在蝗灾所及的山东、河南与陕西奠立反叛的基础。黄巢曾一度称“冲天大将军”，也散放过一些谣言与谚语，去助长他的运动，但是宗教上的牵涉引用，却始终不是他运动之中值得注意的因素，也没有全民动员，促使女人和小孩子一并参与的征象。
关于黄巢的出身，《旧唐书》只称“本以贩盐为业”，还带着一种轻蔑的语气。《新唐书》则说“世鬻盐，富于赀”，已非一般贫贩脚商。《资治通鉴》更提出他“屡举进士不第”的背景。而且新旧唐书都把他与朱此并列，《新唐书》更标明其为“逆臣传”，可见得传统的作史者没有把他当作一般流寇看待。
《新唐书》又再说及：“巢之起也，人士从而附之。或巢弛檄四方，章凑论列，皆指目朝政之弊，盖士不遑者之辞也。”只是其文字过于单简，我们无法确定其“人士从而附之”的实际情形。但是他手下大将朱温，以后为梁太祖的朱全忠，其背景最近经王赓武的研究，证明其并非十分寒微。即此一端，也可以看出《新唐书》所说不虚。
黄巢造反的事业，通过广泛的区域，除在赣闽之间“形山开道七百里”之外，一般都不避通都大邑，也沿着巨流大川来往，所以他部下农民军的成分，并不十分浓厚。看样子他曾吸引一大部城市人口，而且他的部队一经打散又能迅速恢复，所以他必经常收纳讨伐他之官军的兵员。
公元８７８年王仙芝在湖北黄梅附近授首，所有流寇逼至长江以南，才使黄巢的运动彻底的展开。他于这年由浙江江西入福建，是年冬或翌年春得福州，又再于８７９年的夏天攻占广州。在这时候他还希望朝廷招安让他做广州节度使。只是此计未酬又加以疫疾，军中病死的很多，他在广州大肆屠杀之后，决心北返，路中不费力的取得潭州（长沙）。８８０年初他曾被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所属的沙陀（突厥语系）骑兵在湖北挫败，但是黄巢仍沿长江中游再寇江西安徽浙江，终在采石渡江北去，兵力称六十万，实际上其数目无法确定。又经过几度迂回之后，先占洛阳次攻陷潼关，至此长安不战而得。唐室的僖宗李俨，早已仓皇奔蜀。
黄巢占领长安两年半，称大齐皇帝。是他事业的最高峰，也是自投陷阱。他与长安人民的关系，一直没有弄好，自己则放弃流动性，也无法开疆拓土，以致都城内的供应也渐成问题。８８２年朱温降唐。８８３年沙陀之“黑衣军”被召勤唐王事，克服长安。但是黄巢即东奔仍与唐军麈战达一年，终在８８４年在夏天在山东兵败自刎，离他十年前起事的地方不远。黄巢的部队渡过黄河两次，渡过长江四次。可是他的南北驰骋，也并不是“如入无人之境”。他初期在长江以北，避免攻坚，只是掠地胁迫人民参与他的行动。他的战术，似得自王仙芝。《新唐书》说及王死之前，曾劫掠安庆南昌岳州长沙一带（唐时为和、洪、岳、潭各州）。其战法着重保持坚强的中枢指挥系统，同时向数处派出搜索部队，如果某处敌方决心固守或准备迎头痛击即放弃这方面而之他。所以地有所不攻，城有所不取。只是南方各大都会一般防御松懈，才给他有机会放肆。他在北方唯一的例外为８８０年年底之攻潼关。然则这时防御军的主体之神策军，为唐室宦官掌握。神策平日的军籍为长安富家子弟占有，他们借军马和制服装威风，一到作战临时出钱雇贫羸之人替代。而且潼关的防御也着重城楼，而忽视附近地形，因之也让黄巢未战先胜。
长安本身政治之混乱，也与这些流寇的故事不能分割。唐朝的中央政府自九世纪初期以来，有“北司”与“南司”的轩轾。北司为宦官的衙门，他们有四五千人，自德宗李适成立神策军，宦官取得兵权，又废立君主，有逐渐组成一个军政府，与宰相所率领的南司抗衡的趋势。
南司的文官也有它自身的毛病。在公元８５０年以前约四十年，最重要的争执为“牛李党”。牛僧孺与李宗闵是同年进士出身，声气相投。李吉甫和李德裕是父子，其政治力量更是一脉相传。李吉甫为宰相时牛僧孺和李宗闵曾在皇帝面前攻击他。后来牛和李德裕同是朝中重臣，先后任宰相，也将父子以来的冤仇，牵扯到一起。除了他们个性与背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