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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是主城城门外的半座小城,墙与主城等高,瓮城城门偏设,使主城守军也能射杀到攻门敌军,而一旦敌军破门进入瓮城,更会陷入四面居高临下的夹击。城门之上建单层城楼,是城门争夺日趋激烈的表现。桥身能被提离地面的吊桥则已被用于一些纯军事功能的城池。除上述之外,在吴越水乡,随同跨河而建的水城的出现,供船舶往来的水门也诞生了。
春秋攻守技术的飞跃,还只是战国鏖战的序曲。除了南宋,在中国攻与守的历史中,再没有比战国更辉煌的时期了。此间产生的完整攻守法则,令秦汉隋唐军事家们的思索无出其右。
战国城防层次分明,阵地从城外15公里便铺展开来,由外向内划分为荒芜圈、警戒圈和城防圈。
距城15公里范围内是荒芜圈,实行坚壁清野,能撤进城的全部运走,如果必要,还会将带不走的付之一炬,并向水井投毒。
离城 5公里处,就进入了警戒圈。延警戒圈边缘,每隔一定间隔,在制高点上设 3人侦察哨一座,形成一道警戒线。侦察哨之后,每隔 1。5公里设一联络哨,保持侦察哨与城池间的联络。白天的联络信号是,发现敌军举一帜,接近警戒线举两帜,进入举三帜,向城市而来举四帜,接近城郊举五帜。晚间则以火代帜。此外,各要道和关卡,还要设置 3人一组的机动小队,负责侦察和反间谍。这道三位一体的警戒圈,会在敌军进至城郊,即将围城时撤回。
城上远射兵器射之所及便是城防圈的边缘,在此范围内的城外地物一律铲平,以扫清射角和视线。
在距墙根10米外是护城壕。壕内有水就在水面下10厘米交错埋插长短不一的竹刺。城门外的护城壕上会架设转关桥,这种桥只有一根梁,梁的两端伸出支于壕沿的横木,当敌人行至桥上时,拉动机关使横木缩回,桥面便会翻转,令敌坠入壕内。
在护城壕后,有时会附加一道木篱或夯土的矮墙,称为‘冯垣’,后面部署士兵,待敌军进入护城壕范围,配合城上守军,以武器杀伤或柴草熏烧之。再向内,是宽 2。5米的拒马带,主要用于阻碍敌军云梯接近。在守军出入的地段,拒马会浅埋成易于移动的状态,并在城顶加以标志。最后,在距墙 2。5米以内,是 5行高出地面 0。5米的交错尖木桩,兼有阻碍敌人攀城和刺死坠落之敌的功能。
接下去才是城墙,这是攻入城池的最后屏障。当时城墙的高度已由春秋的10 …12米,增至不逊后世的15米以上。
墙顶宽度足有 7 …10米,守军可在上面自如的机动和战斗。延墙两侧有厚 1米、高 0。6 … 1。4米的女墙,其中外侧女墙较高,开有外宽内窄的射击孔。除了城角建有永久性的角楼外,战时还要延墙添置大量临时楼台。每隔60米,建一座突出外侧城墙 1米的观察楼。每隔 180米,建一座突出外侧城墙 3米、用以消灭城下死角和夹击城下敌军的木楼。同样,每隔 180米,还竖有一堵 3米高尖木桩连成的横墙,平时开小门供穿行,敌军登城后封闭作为路障。最后每隔 360米,再建一座突出内侧女墙 4。6米的木楼,以备攻击入城之敌。
墙根厚达20米,甚至40米,即使城基被挖空,也不至因失去重心坍塌,而只会下沉。每隔约 200米,由内向外挖掘,接近外侧 5 … 6寸时停止,即形成一道暗门,留作突击杀出之用。暗门内侧还备有带风箱的窑灶、柴草和障碍车,以备敌军发现,从中杀入时,加以烟熏和堵塞通道。
城楼之下,城门洞内外侧都设城门,门洞中部还有辘轳升降的悬门。三道门都设有活动射孔。为了防御火攻,除了在城楼中预备水罐水盆及长柄麻袋外,还用间隔16厘米、突出 2 … 3厘米、交错排列的圆头木桩在门外侧钉上厚泥,这种方法直到宋代才被铁皮包裹法淘汰。
与城外的步步设防相比,城内却是一幅畅通景象。城楼两侧和城角的宽大登城道,连接着延墙铺设的环城路。环城路与各要道相连,构成城内四通八达的网路。不过城内也并非长驱直入之地,必要时,环城路之后会修筑一道称为‘傅堞’的夯土矮墙,墙前再挖一道深 3。5米,宽 3米的壕沟,内塞柴草。一旦敌军入城,即引燃柴草形成火墙,并据墙与城墙友军夹击之于环城路上。
当时守城的通常密度是,正规兵每1。84米 1人,征集的百姓每 2。3米 1人。占征集百姓25 %的成年男子担任兵员,占50 %的成年女子负责工程作业和运输战材,剩下的老弱担任后勤杂务。武器配发则按照,每50 …90米设抛石车一座,每20米存放修补城墙工事的柴捆20捆,每45米设置锅灶、水瓮及沙土,每 4米存放弩、戟、连梃、斧、椎各 1,及一些石块和蒺藜等的原则。人员或武器不足时举旗为号,苍鹰表示需要敢死队支援,双兔表示需要大队人马支援,狗表示需要补充远射兵器,羽表示需要补充格斗兵器,赤表示需要火战器材,白表示需要滚石等等。
除了上面提到的标准装备外,当时还出现了一些新式装备。如悬脾、累答和火擂木。悬脾中藏有士兵,顺着城墙吊放,从侧面刺杀爬城敌军。累答就是粗麻绳编成的软幕,涂泥浆的悬挂在墙前充当廉价的盾牌,不涂泥浆的可以点燃后覆盖城下敌军。火擂木是在两轮中间捆扎一束柴草,点燃后顺城坡滚下砸烧敌军。而随着弩用于军事,城头也出现了其后很长一段时期绝迹了的床弩,及永远绝迹了的转射机。前者在当时需10人操纵,有 2副绞盘供上弦, 1副供顺绳拉回射出的巨箭,既能发射 2。3米长的巨箭,也可一次装填60支普通箭,相对南北朝之后的同类,这样的床弩还是略显弱些。后者是固定在木架上的弩,虽然固定依然可朝任何方向射击,功能类似地中海叙拉古的弓式弩炮,从由 2人操纵判断,似乎也是绞盘上弦,可惜后来彻底失传了。
针对如此森严的防御,攻方除又发明了带有轮子的壕桥,用以缩短打通护城壕的时间外,更总结出强攻、压制、地道和水淹四类战术,予以对抗。
强攻是或用冲撞、焚烧等办法破坏城门,或遣单兵蜂拥而上攻占城墙、抑或借夜幕派单兵接近城池,而后对城墙展开强攻。此战术中前两种情况最怕守方拼死抵挡,连射带刺、连砸带呛、连烧带浇,一通猛打下来,必然损失惨重。后一种情况最怕守军点燃火炬伸出墙外,用眩目火光封闭城头情况,使攻城者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压制是利用临车或土台对城墙进行居高临下的火力压制,适于骚扰守军或掩护强攻。此战术最怕以高制高,如果城墙上增建 8米高的木城,使总高度超过25米,不但临车达不到,就是堆积土台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到时候木城外侧悬挂累答,城上设置床弩和抛石车,制高点必稳操在手。
地道是挖掘通向城墙的地洞,并用木桩支撑,然后或发动突袭攻入城内,或烧毁木桩使城墙塌陷。此战术也有所惧,一方面头顶的护城河会增加挖掘难度,另一方面一旦守军观察到城外的异常,就会在城墙内侧的相关地段每10米埋设一口大瓮监听地下,而后派出作业组向城外挖掘,每掘进2米,下降0。7米,直挖至墙外,随后横向掘进至地道侧面,设置风箱和隔板后,突然撞开相隔土层灌入浓烟,并通过隔板的活动小孔压制反抗,则计划必败。
水淹适用于临近河流的城池,堵塞河道引水淹城,令守城方不攻自溃。此战法要严防守军突袭堤坝,并且注意驻扎地点,否则搞不好自家反会陷入汪洋,晋阳之战中的赵襄子军,就是通过反灌智伯军转败为胜的。
可见,尽管攻城技术在进步,但在守城技术的对抗下,攻还是远远难于守的。不过这种不平等很可理解,守方是将长期积累的人力化为城墙保存着,攻方是一次出动所有人力,两者战场上的不平等,实际正体现了投入力量的平等。在战国时期,攻防双方的兵力可以悬殊到这样的程度,假如攻方以10万之众围攻,按《墨子》中的论证,守方只需将4000余人,按每2米9人的密度部署,即可在最大不过 920米的主攻方向上挫敌锐气。
丰富的攻守技术虽助秦统一六国,但到了堪称帝国盛世的汉代,其发展却几乎陷入了停滞,直到进入魏晋,才再次启动。
首先登场的是马面。陡直的城墙虽不利敌军攀爬,但同时也会增加城下死角的范围,尽管战国时就用突出外侧城墙的木楼和竖立尖木桩带加以弥补,不过针对此问题的永久性墙台还是出现了。马面突出城墙外侧,与城墙合为一体,上设供士兵休息的战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