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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第二代伦敦德里伯爵，1812…1822年任英国外交大臣及下院议长，曾参加全欧反抗拿破仑。译者
空军部不知道有一笔新的财产留给他们。财政部的束缚已被打破了。他们只要开口要求，就可以得到较多的经费，但他们不这样做，却对希特勒之宣布空军均势大不以为然。空军部的发言人伦敦德里甚至相信这样的话：〃当西蒙与艾登赴柏林时，德国只有一个可供作战的空军中队。从他们的训练编制中，得知他们希望在那个月底组成十五至二十个中队。〃①
①伦敦德里：《命运的翅膀》，1943年，第128页。
所有这些都是专门用语的问题。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对空军加以分类，自然就极为困难。什么叫〃第一线的空军〃，什么叫〃可供作战的单位〃，也解释不一。空军部现在要他们的首长对他们过去的行为提出了精心推敲的辩护，结果同现在的确已警觉起来的政府和公众气味大不相投。空军部的专家和官员曾把数字和预测告诉了鲍德温先生，这就是他在11月用以答复我的根据。他们希望他为这些数字和预测进行辩护；但这在实际政治上已无必要。毫无疑问，当时空军部的这些专家和官员们自己被蒙骗了，因而也使他们的首长上了当。一支至少和我们旗鼓相当的、长期掩蔽起来的强大空军，终于在德国公开跳出来了。
伦敦德里几年来总是要求更多的经费，突然间一下子竟变成没有提出充分的要求，这对他来说，恰如他书中所说的，是一件奇特而痛苦的事情。但除此之外，他的政治观点也使他不能再担当部长的职位了，况且这时空军部又是我国事务的关键所在，甚至超乎一般问题之上。此外，人人都可以看出，在这种时势中，空军部长应为下院议员。因此在是年年底，在麦克唐纳先生辞去首相之职时，当时的殖民地事务大臣菲利普·坎利夫…利斯特爵士便被任命为空军部长，作为大力扩充空军实力的新政策的一部分。伦敦德里勋爵勉强改任掌玺大臣兼上议院院长；但在大选之后，鲍德温先生把他这两项职位都免去了。他在空军部任内的重大成就，就是主持了著名的〃旋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的设计和制造。这两种飞机的原型，分别在1935年11月和1936年3月试飞。
伦敦德里在他的辩解中没有提到这件事，其实他大可以提出来，况且他所受的责难，有许多还不是他的过错。新任空军大臣在有利的空气和新的潮流的鼓舞下，下令立即大量制造这两种战斗机，还储备了适当的数量。坎利夫…利斯特比起他的前任来，是一位权势大得多的政治人物，有更好的机会和一个更振奋人心的任务。他运用非常强大的力量来推进我们的空军政策，加强空军的管理组织，他亲自努力工作以补回1932年到1934年期间内阁所失去的时间。但他也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在1935年11月离开下院，成为上院议员，这就使他改任空军大臣的一个理由给取消了。这个错误在几年后终于使他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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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等大祸降临到我们头上来了。希特勒已获得和英国空军实力平等的地位。此后他只要用全速来发展他的工厂和训练学校，就不仅可以保持他在空中的领先地位，而且还可以不断改进。从此以后，未知的、威力莫测的空袭威胁笼罩着伦敦，并成为我们作出决定时的一个确切的和非考虑不可的因素。而且，我们绝对没有迎头赶上的希望，或者至少我们这个政府是绝不去赶上的。英国皇家空军效率之高，应归功于政府和空军部。然而，空中均势的保证，已无可挽回地成为泡影了。诚然，德国空军其后的发展也没有保持它在取得均势那个时期的速率。德国人为了一跃而取得这种优势，并在外交上支持和运用这种优势，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这就为希特勒接二连三地进行侵略打下了基础。希特勒早已做好计划要进行一连串的侵略活动，现在就快要见诸行动了。在以后的四年中，英国政府曾作出相当大的努力，就空军的质量而言，我们无疑占有优先的地位，但就数量而言，我们从此就没有赶上去。战事爆发后，发现我们在数量上仅及德国的一半。
第八章 挑战和反响
1935年
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下令征兵3月16日法国实行两年兵役制3月24日西蒙爵士和艾登先生访问柏林斯特雷扎会议5月2日法苏条约6月7日鲍德温先生出任首相霍尔爵士出任外交大臣艾登先生被任命为国际联盟事务大臣英德海军协定其危险在欧洲的深远影响外交大臣的辩护德国陆军的壮大法国和德国的兵源。
几年来地下的偷偷活动，秘密的或掩蔽的准备，如今已成为过去了；希特勒终于感到自己已有足够的力量来提出第一次公开的挑战了。1935年3月9日，德国空军宣布正式成立，16日，宣布德国陆军今后将以国民征兵制为基础；接着不久，又公布了各项法令来实现这些决定，其实，实际行动早就开始了。法国政府对于行将发生的一切占有详细的情报，所以也在同一个重大日子中的早几个小时，就宣布把兵役延长为两年。德国的行动对建立国际联盟所根据的凡尔赛和平条约是一种公开的、正式的冒犯。在过去，德国是偷偷地或以种种借口和巧立名目的办法来破坏条约的，那时各战胜国因为沉迷于和平主义以及忙于国内政治，还比较容易推卸责任，不去正式宣布和约的被破坏或被违背，但在现在，问题却来得那么直截了当而粗暴。差不多在同一天，埃塞俄比亚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呼吁，抗议意大利对它的恐吓性要求。在这种背景之下，3月24日西蒙爵士与掌玺大臣艾登应希特勒的邀请访问柏林。法国政府认为这是不合时宜之举。法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已不是一年以前麦克唐纳竭力迫使他们要实行的裁军，而是要把义务兵役由一年延长为二年。按当时流行的舆论看来，这实在是一件费力的工作。不单共产党，即使社会党也会投票反对。当莱昂·勃鲁姆先生说〃法国工人将奋起抵抗希特勒的侵略〃的时候，多列士在亲苏党羽的欢呼中回答道，〃我们绝不容许工人阶级被拖进所谓保卫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之中。〃
美国除了希望每一个人都过得好之外，对欧洲的一切事情都不愿过问，而且决定以后绝不再为了欧洲的事情来自找麻烦了。但法国、英国，当然还有意大利，虽然彼此之间意见不一，但都觉得对希特勒这种断然违背和约的行为确有谴责的必要。于是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下，几个上次大战中的主要协约国，在斯特雷扎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些问题都在会上提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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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先生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内几乎完全致力于对外事务的研究。他在十八岁时离开伊顿公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六十来福枪旅服役四年，经过多次血战，屡立战功，升为副旅长，并获军事十字勋章。1925年当选为下院议员，不久，在鲍德温先生第二次执政时期，他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的政务秘书。1931年，在麦克唐纳…鲍德温的联合政府中，他被任命为外交部次官，在新任外交大臣西蒙爵士领导下工作。次官的职责虽常有变动，但他的责任总是有限的。他必须协助首长执行内阁决定的政策，但他自己并非内阁的一员，亦不能参预内阁会议，只有在牵涉到他本人的良心和荣誉的极端情况下，才可以对外交政策表示异议，甚至进行公开的争论或者辞职。
在这许多年中，艾登先生对于国外情况获得了广博的知识，对于负有如此重大责任的外交部的活动和思想也甚为熟悉。1935年西蒙爵士在对外事务上的做法，不论反对党或保守党中有影响的人物都不表赞同。从此，艾登先生以其知识及其非凡的天赋，日益获得人们的重视。因此，在1934年末，在受任掌玺大臣之后，出于内阁的希望，他仍然同外交部保持非正式的但极为密切的联系；并因此被邀随同他的旧上司西蒙爵士去柏林，进行这次不合时宜的但也不是毫无结果的访问。外交大臣在和希特勒会晤之后返回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