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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毛主席乘专列南下，在新乡稍停。田家英也从修武回来。下午，我同他一起到毛主席专列上去。毛主席正在听新乡地委和几位县委同志的汇报，他叫我们到郑州后再向他汇报。我同田家英晚上商量好：到郑州向毛主席汇报时，可以先扼要介绍一下修武和七里营的情况，然后着重谈所看到的公社化后的问题，特别是所有制和供给制的问题，主要是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和七里营的十六包的问题。
11月6日，我们随毛主席到郑州。当晚毛主席就要我们到专列上去汇报（他外出视察工作时常食宿在专列上，有时甚至开会也在专列上）。我们按原来计划先扼要介绍情况。由于我先到修武，我着重汇报了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
我谈到：修武县委书记虽然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他认为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同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末，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我说，这位县委书记既怕灾年饥荒，又怕丰年谷贱伤农。我还谈到修武县委书记怀疑他们实行的低标准的供给制能否叫做按需分配。我说这只能算是很勉强的“温饱”。
毛主席详细询问了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哪些交换。我汇报说，修武县同国家的经济往来主要有两种，一是纳税，主要是农业税即公粮，工商税不多；二是交换，主要是向国家交售统购的粮、棉、油料等农副产品，和向国家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现金结算的。
毛主席对供给制也很关心，在田家英汇报时详细询问了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的具体内容，并提出这样低标准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谈到，七里营的十六“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但标准仍然很低。“食”是吃饭不要钱，都吃公共食堂，据估计一年需42元（菜肉未计）。“衣”一项是一年每人21尺布、2斤棉花、2双布鞋（因妇女上山炼铁、下大田，不织不做了），共18元钱，医药费每人每年以2元为限。产妇补助1斤红糖、20个鸡蛋，殡葬和结婚各补助10元。看戏不要钱，那年只看了1次戏，6次电影。田家英和我都认为这只能说是平均主义，不能说是“按需分配”，更不能说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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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评论
毛主席在我们汇报中间不断插话，有些是提出问题，有些是发表评论。
毛主席谈到修武一县一社时指出，一县一社恐怕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的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要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的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谈到修武说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做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拨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于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为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末，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有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4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这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头脑要冷静
毛主席在我们结束汇报时说，你们这次下乡调查才一个星期，但发现了坐在北京办公室里想都想不出的问题，是不是头脑比一个星期前冷静一些了？是不是发现许多实际做法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一定要注意保持冷静头脑，善于看出运动中过激的苗头。毛主席说，这次我派陈伯达到遂平去，他回来却向我宣传要取消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他过去到过寿张，很欣赏那里苦战一年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有些同志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但临到实际问题，马列主义就不知道哪里去了。毛主席说，看来很有必要读一点书。他打算在郑州会议上同到会的同志一起读一本书，就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面读书，一面联系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边读边议，使大家大脑清醒起来。
毛主席还特意对我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道，发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解。要当促进派，但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不能做冒失的促进派。毛主席还说，他对报纸宣传还有一些意见，过几天空一点时再谈。
毛主席从11月6日起主持郑州会议，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定初稿和15年至20年规划纲要草案，提了许多意见。前一个文件是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毛主席批评他急于过渡，讳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重新写。后一文件提出1972年要生产2亿吨钢，毛主席指出这个草案缺乏根据，但不必修改，可在北京召集一些高级干部议论一下（后来就搁置起来了）。
从11月8日到10日，毛主席带领与会同志逐章逐段阅读斯大林的小册子，上午和下午都边读边议。他指出：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本书和另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糊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否则，急于过渡，搞产品调拨，农民会起来造反的。毛主席在读斯大林的小册子过程中，讲了很多很重要的意见。郑州会议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决定县以上的干部普遍学习这两本书。
第八章 实事求是
毛主席在郑州会议告一段落后（郑州会议原来是为武昌会议做准备），就在11月11日乘火车继续南下。我和田家英也跟随前往。在专列上，毛主席11日又邀集河南11个县委书记（信阳、南阳、洛阳、开封、商丘、登封等）座谈，11日晚又专门同遂平县委同志谈话，对公社供给制询问得很详细。县委书记谈到现在最苦恼的是全国来参观的人太多，每天少则五百多人，多则三千多人，难以应付。13日毛主席又找信阳地委谈话，特别称赞他们没有拆散家庭，又特别关照他们要保证社员有八小时睡眠、四小时吃饭的时间。
毛主席14日到达武昌，住东湖宾馆。他要我和田家英参加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张平化同志主持的座谈会。这些座谈会从14日接连开到2O日，实际上是调查会。14日毛主席听取了王任重同志汇报湖北全省的情况和恩施、孝感、沔阳、襄阳等县公社化的情况。接着由麻城、鄂城、黄冈、枣阳等县的县委书记以及一些公社党委书记和钢铁厂厂长、下放干部先后作了汇报。毛主席没有到场的我们事后都向他汇报了。我们着重向他反映了县委特别是公社书记、钢铁厂厂长汇报中提到办公社中，富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