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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八卦从后山归来，飞的帽苔子随着脚步一起一伏。他甩开腿脚在山路上行走，觉得比坐兜子舒服多了。他此行又看好了一块山凹地，那凹地的坐靠朝向都在风脉头上，他要在这里给自己买一块墓地。可在返回的羊肠小路上，他和一个人不期而遇了。
这人是范长庚。他的脸颊干瘦，胡子拉碴中鼻塌眼凹。他弓腰拄个拐杖，褴褛的袈裟拖在脚面，似乎腿骨受了伤，走起路来半边胯子一趔一趔。
陈八卦选定一处平路，远远站定，看着范长庚摇摇摆摆而来。在丈把远的地方，陈八卦抱拳，平声相问：“尊者范大师，向何处云游？”
范长庚立定，用拐杖撑了身子，双眼一夹，伸长脖子，看清来人，用诵经的低沉声调说：“噢，是油坊里的。我说，脚下无履云作履，出游全靠一股风，阅尽天下奇怪事，杨柳枝头波涛平。我老了，不再奔走了，一心一意念经呀，出家人一心念佛才是正经主意。”
陈八卦的心弦被拨动了，他也由衷地说：“我娶了个老婆，租了几亩山坡地，一心注在种药行医呀……”
葫芦豹（10）
不远处的山坡上，老三和忍在勉力耕作。白日从云隙间扎下几缕亮光，新犁过的田垅漾出饴糖般的甜味儿，老牛卧在软土上反刍，时不时地发一声绵长的鸣叫。老三眯眼看着日头，日头给他秃媳妇的衣衫上镶一层金边。他抓一把泥土，任其在指缝间流下，他喜欢泥土摩擦皮肤时的痒痒。
突然，忍啊地叫了一声，双手捂着小腹蹲了下去。老三赶紧跑来扶她，急问：“咋啦咋啦？”忍缓缓地扬起头，已是泪流满面。她拉住老三粗糙的手，轻轻地、轻轻地按到自己的小腹上，哽咽着说：“我怀上了，怀上了，我想吃、吃———”
老三一下子蹲在地上，一边伸手在媳妇的小腹上轻抚，一边说：“娃呀，你来的不是时候啊！”媳妇握住他的手，望着坡下的苦胆湾，喃喃地说：“我想吃土———”说着把一块核桃大的黄土放在嘴里。老三看着媳妇，缓缓站起来，很响地吐出一口唾沫，轻声说：“这个娃，不能要。”
媳妇啊了一声，吃惊地睁大眼睛望着他。
老三啪啪地拍着手上的泥土，说：“耕坡上这地啊，我是最后一回了。河边的地，我已当给别人种去了。”
媳妇一下子跪下去，抱住丈夫的腿，哭道：“往后一家人吃啥喝啥呀？”
老三轻轻推开媳妇，说：“我也上南山去当土匪呀！”
媳妇啊一声打个寒颤，仰头问：“你能当了土匪？！”丈夫巨硕的身影镶在蓝天上，他头顶上正飘过一朵白云。
老三咧嘴一笑，无声，却果决地说：“先当土匪，再当司令。”猛然，他一脚踢开媳妇，嘶声道：“二十年后当皇帝！”
后记
孙见喜答邰科祥教授问（1）
问1：在你的文学生涯中，故乡、家庭等因素对你产生过哪些影响？
孙见喜：我故乡所在的商州丹江川道，自古就是连接西北、关中和中原吴楚的大通道。在周秦汉唐诸王朝建都长安的时候，那些求学的赶考的晋见的游旅的商贸的都经这条通道到长安去；相反，那些赴任的遭贬的巡视的平叛的都经这里出了武关去中原吴楚。所以商州这块地方自古就是一条文化走廊，历朝历代在这里遗落着一层层的文化种子。唐朝的重要诗人几乎都从这里走过且留有诗作，从而使这里的文化生态呈雄秦秀楚两种文化的交混状态。这从戏曲、音乐、民歌等方面可以看出来，这里有源自关中西府的秦腔，也有汉江流域的“二黄”，还有中原的豫剧、吴楚的花鼓。这里人民的观念有儒家文化的正统性，也有释道文化的向善性和自然性。同时，这里毕竟山大沟深，又处在豫、楚、秦几大政治经济板块的衔接和边沿地带，所以又是叛军土匪暴民及流氓无产者的隐藏及滋生之地，如明末的李自成、民初的白朗，以及当地说不清的逛山杆子等。这些滋生于山野萌芽于民间的力量，政治上是叛逆的，文化上是杂色的，他们作用于这块地面，是又破坏又创新，他们败坏纲纪又罚治腐恶。这种混浊文化的丰富性孕含着某种创造的基因，体现在文化创作上，必然呈现异态的艳明性和南北交合的地域优势。这是我故乡所在的大文化背景，也是我人文心性产生的土壤。
我的家庭，祖辈于清嘉庆年间从关中富平县移居商州已逾十代约二百年了。曾祖父清末在县衙做事，执过水火棍跑过差役，大约也有些文化。据祖父讲，当时六间大房里挂满了字画，祖父兄弟四人分家时，分字画也是重要议题，这些都是曾祖父在县衙做事时积攒的“财产”。祖父上过私塾，青年时到离家二百里的商贸中心洛南景村“熬相公”，就是坐铺子当学徒，他的掌柜的是山西人，有一肚子文墨。祖父在这里学会记账打算盘，还背诵了中国历史朝代、懂得了一点孔孟诸子，更养成了他“见冤家说散见姻缘说合”的处世哲学。祖父古道热肠，口才也不错，后来成了村里“和事”的老者。祖父辈六兄弟，大爷年轻时新娶即夭，遗孤由大婆带到改嫁的某国民党军官家养育；我爷排行老二；三爷是老老实实的庄稼汉，家里的水田旱地和几头牛猪全靠在他身上；四爷在旧军队当兵吃粮，二十四岁被人杀害于山阳县；五爷六爷未成事即夭折。我祖母家是贫苦人，祖母她爸长年给人熬长工，她妈务了一个果园，心灵上却随着耶稣经常走老远的路去做“礼拜”；她大弟以偷人为生，曾在西安某军官家偷手枪、在商州驻军某营长军部偷手枪，屡屡得手，他就靠偷枪卖钱养家吸大烟，解放后当饲养员成了模范受过奖励，但在1962年的困难时期，他又凿墙偷人家棉花被判刑，最后死在铜川狱中。祖母的二弟被国民党拉壮丁一去无踪影，她三弟主要靠耍钱为生。我父亲为独生子，在民国新式学堂念书至高等小学毕业，1944年自愿参加国民党军队赴河南灵宝抗日，中途染病回家，曾被“办逃兵的”勒索迫害，直至日寇投降，后终生务农。我母亲生在一富户人家，为几亩水田，遭当地恶人欺压，其父被人杀害，其母上吊，祖父病死，一年之内死了三位亲人，尚在吃奶的母亲被人收养。母亲的养父家是破落大户，一次被仇家杀了养父之父及其弟两人。母亲的养父和他哥吃喝嫖赌卖房卖地不务正道，到解放初定成分时被定为雇农，连贫农都不如。我母亲的亲舅兄弟四个，为报仇拉起队伍占山为王，手下曾有兵员一百多人，为首的老大因为其妻与婆母不睦，亲手将其枪杀在门槛上。我母亲的养外爷，是乡村医生，治病主要用土单验方。
这是我生长的家庭环境。我自幼就听大人们讲他们的经历、他们那个年代的故事，接受他们处世哲学的熏陶。我母亲说，你爷能活到七十四岁，主要是为人善良；你婆能活到九十八岁终老天年主要是爱娃、心性刚强、遇事想得开；你父亲能活到七十多岁也是能吃得下粗糠咽得下野菜扛得住苦难；她说她也活到八十了，一生大难不死，主要是受得委屈吃得亏。上辈人的各种性格成分组成了我的性格因素，这成为我日后奋斗的多种动力源。
▲问：你上大学的专业是理工科，为什么后来弃工从文？这其中的直接契机是什么？
孙见喜：我考大学的时候，听从了班主任的劝告，报考了工科。班主任专门对我们农村来的同学讲了一次话。他说，你们高考不在于选择什么专业，而首先的一条是如何能考上！不管啥大学啥专业，你农村娃只要考上了就能进城穿皮鞋，再理想的专业你考不上也只能回乡下去穿草鞋了！老师的话不怎么好听，但他讲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农民子弟要真正改变命运，只有考上大学这一条路可走。这是老师根据当时的国情给我们指出的一个最实际的人生目标。于是，我放弃了自己喜爱的文科。当时，我上学的商县中学，每周都举办“文学讲座”。学校聘请当地最有名望的老先生，课余时间开专场讲古典文学、讲文学批评、讲文学欣赏，我帮老师印讲义、写板报，积极参与。从初中开始，我感觉我对文字特别敏感，当时的《中国青年报》每期有个栏目叫“青春寄语”，短小精悍，用非常抒情的文笔写成，我几乎把每篇都抄了下来，经常诵读，获益颇多。高中时，我模仿唐诗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