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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将连接武昌与九江、南昌的铁路，及南昌到杭州，南昌到潮州的各线铁路建造权，让与日本。
6．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如需外国资本，先向日本协议。
7．日本人在中国有传教之权。
以上就是“二十一条”的全文。这些条文无不杀气腾腾，苛刻至极，却硬是被袁世凯举重若轻，化解于无形。
可要是这么说，就会有人反对了，如果说袁世凯并没有在“二十一条”上签字，那为何国人皆指袁世凯卖国呢？
这个，这个……这个对于袁世凯的指责，是因为在东京，又有人提出了比“二十一条”更狠辣的“十一条”，提出“十一条”的人为了脱身，就拼了命地把屎盆子往袁世凯脑壳上扣，最终导致袁世凯无罪空负千载骂名。
是谁这么胡来啊？
【10。孙文先生的“十一条”】
为了解决“二十一条”危机，袁世凯一面命顾维钧易妆潜入英美大使馆，一面派蔡廷干于1915年2月11日将消息泄露给英国记者端纳。端纳和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里循，一块把“二十一条”的全文，给《泰晤士报》以及英国公使朱尔典发了过去。
按说从泄露到披露，中间应该有个时间段。
但是没有。就在2月11日，在东京，中国留日学生千余人冒雨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
两个星期后，也就是2月25日，流亡日本的陈炯明、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钮永键发表通电，要求暂停革命，一致对外。
三天后，中华革命党领袖孙文发表讲话。略谓：
弟在南京首先除去会党之禁，悉使自由立党立会。及解职回粤，以粤为洪门最发达之省，故思从吾粤入手，使其立案，自由公开，为改良进步之办法。商之胡汉民，胡大赞成。弟遂授意黄三德上呈以请，其与黄联名者则外交司陈少白，税务处监理官史古愚，比胡之属僚也。而是时适陈炯明为军统，握兵权，锐意办匪，而彼并嫉会党，力阻其事，谓彼必俟土匪扫来之后，否则土匪窜入，会党更难收拾。胡不能强夺其意，而弟之目的，又不能达。此事应追怨陈炯明，其次胡汉民身为都督而不能制陈，致受阻挠，亦非无过。
孙文这个讲话，很有意思。简单说来，就是陈炯明明确提出反对“二十一条”，而孙文则指责说：陈炯明是个大坏蛋，他嫉妒江湖兄弟。你们不要跟他混，跟他混是没有出路的。
好像话没说到一块去。
很快就会说到一块去了。
话说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冒雨抗议“二十一条”之后，日本报纸很不满意，纷纷指责孙文的中华革命党在幕后操纵。
对此，孙文明确否认。
最激烈的党人戴季陶，奉孙文命发表公开讲话，略谓：
……有人作为个人，只是为了某种利益而参加活动……但不是作为革命党员参加这一活动的。公使馆散布如此流言，目的是败坏革命党名声，使革命党甚感难堪……
戴季陶的这个讲话，耐人寻味，他的意思是说：反对“二十一条”，是很丢人的事情，说中华革命党反对“二十一条”，让中华革命党真的很难堪。而戴季陶所称的“有人”则是指陈炯明、黄兴等，指责他们反对“二十一条”，是另有所图。
有什么所图呢？
不太清楚，戴季陶不解释，因为他认为你懂。就在他发表公开讲话两周后，孙文先生致函日本外务省政务局局长小池张造，提出中日盟约草案“十一条”。
那么，孙文先生的“十一条”，又是些什么内容呢？
此“十一条”者，系1915年2月5日，孙文并陈其美，与满铁株式会社方面所签订的《中日盟约》，史上简称“十一条”，内容如下：
1．中日两国互相提携，其他国家若对东亚有重要外交事务，两国应相互事先通知对方。
2．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国所用武器、弹药应与日本采取同样制式。
3．中国陆海军若聘用外国人，应首先聘用日本军人。
4．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若聘用外国人时，应首先聘用日本人。
5．为中日经济协同发展，设立中日银行，并在中国各地设立分行。
6．中国经营矿山、铁路、航运，若与外国合办，应首先考虑日本。
7．日本帮助中国改良弊政。
8．日本帮助中国整顿军备，建设健全国家。
9．日本赞助中国改正条约、关税独立及撤销领事裁判权等。
10．上述内容未经两国外交当局及本盟约签字人同意，不得与他国缔结。
11．本盟约有效期为十年。
王忠和先生所著《袁世凯全传》第343页中说：
盟约签订后，满铁向孙（文）提供了三十多万的经费。孙的做法在革命党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反感，有人称他为“中国的李完用”（李为要求与日本合并的朝鲜卖国贼，原作注）。
孙文担心袁世凯真的会接受“二十一条”，那样一来他在日本人眼中岂不失去了价值，于是迫不及待地于1915年3月14日，通过其老朋友犬养毅把他的“十一条”传达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局长小池张造。在信中，孙文对他的“十一条”与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基本相同表示欣慰，又说袁世凯不会对中日提携有诚意，以向日本政府输诚效忠。如果日本帮助自己打倒袁世凯，而执掌中国最高政权的话，他应允将给予日本比“二十一条”更为优厚的利益。
【11。东京这边有点儿乱】
王忠和先生在他的《袁世凯全传》第342页中，还说道：
1914年5月11日，孙文就曾写信给大隈首相，做过类似“二十一条”的口头许诺，只是，大隈认为孙乃在野之人，因此不大重视他所开出的空头支票。孙的两封信的复印件，于1986年被日本人公之于世。
这些日本人，真是太不像话啦，居然把孙文先生这些糗事全都给倒腾了出来，他们想干什么？
日本人想干什么，那是日本人的事，我们就甭管了。继续说孙文先生。袁世凯并没有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却仍然背负千秋骂名，可见出卖国家利益这种事，真的不能干啊。既然如此，那孙先生这么个搞法，又是何苦呢？目的何在呢？
王忠和先生解释说：
孙的这一系列谋划都是以国家利益为交易，想借重帝国主义扶植自己上台。此事或许知道的人极少，或许因为没有成为事实，遂慢慢为人所淡忘，以后的国民党当局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不再提这一段历史。不过，孙的这些举措很为当时的人们所诟病。
当时的人们怎么评价，我们先不管。先来说说我们自己，我们教育孩子，第一要义就是要认清是非，知道如何评判一个人。一个人做什么事，他就是什么人。当跌倒时，我们不能趁机抓住扶我们起来的人反咬一口，同样，我们也不能抱着劫匪叫亲爹，人家认不认你，还两说呢。
可这个基本的是非判断准则，搁在孙袁这里，就出了岔子。明明是袁世凯力挽狂澜，独撑危局，以巧妙的手段化解了“二十一条”危机，维护了国家利益，我们却非要骂他卖国，甚至昧着良心造谣说他在“二十一条”上签了字。而孙先生弄出来个比“二十一条”更狠的“十一条”，我们反倒认为他有礼有节，爱国爱民，那么我们的脑子，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孙先生这么个搞法，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只要日本帝国主义扶持孙先生上了台，搞死老袁，革命就算成功了。要是照这么个说法，孙先生上台之后，也是不会在“二十一条”上签字的，可现在袁世凯就不肯签，那为啥非要搞掉他呢？若说袁世凯不代表人民群众，你孙先生也只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啊，和袁世凯代的是同一个表，那这么恶搞又有何必要呢？
最要命的，是梁启超对此事的评价：
我对孙君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在现代这种社会里，不会用手段的人，便悖于“适者生存”的原则，孙君不得已而出此，我们也有相当的原谅。但我以为孙君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败者，亦未必不在此。
用现代的思想理念，重新解读梁启超先生的这段话，意思就是说：政治家的职责，不在于亲劳亲为做具体工作，而在于为社会制订一套良性规则，传布诚信正直的理念。政治家万不可施展骗子手段，你骗，大家也跟着骗，全社会一起来骗，最终把个美好人间，生生弄成了骗子横行的恶狱。所以骗子政客以骗局得逞，却让社会付出了规则沦丧的惨重代价。
总而言之，政治家必须要以正直诚实为准则，如果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