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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这是对三人多年以来合作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建国后三人工作的一个安排。
毛泽东、周恩来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默契的合作关系。但在建国后的新形势下，特别是对一些事关经济建设方面的具体问题，两人在思路和方法上的差异开始显露。
1953年新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急于求成思想倾向的影响下，财政盘子定得过大，基本建设铺得过宽，导致这一年全国城镇人口从1950年的六千多万猛增到七千八百多万，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激增到两个亿，造成国家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状况。
担任总理的周恩来很快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他指出，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随后，周恩来指导制定了一系列克服冒进倾向的措施，使得1954年和1955年的经济工作基本上沿着有计划的轨道稳步运行。
到1955年，随着中国经济形势好转及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一些人的头脑又开始发热，认为经济建设速度可以大大加快，“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在这年底，毛泽东提出了“加大速度，反对保守主义，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更大成绩”的要求，并表示要以此为中心，“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
面对毛泽东为“八大”确定的“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速度”的主题，周恩来最初是同意的。他表示“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必须打破这个副作用”。
然而，在落实毛泽东主持起草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过程中，周恩来和陈云发现如果按照各部门提出的高指标安排工作，很多产品都将短缺，其中钢铁最为严重。在觉察到“盲目冒进”苗头时，周恩来开始着手防止。
毛泽东对于当时的发展速度仍感觉“慢了一点”，并做了相应的指示，国家计委也按要求提出了高指标的15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
在这种情况下，1956年的年度计划指标虽然被压缩了，但并没有把一些主要指标压下来。到4月份，冒进的后果开始出现了，财政紧张、生产物资短缺。
令周恩来没有想到的是，4月下旬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追加基础建设预算20个亿。提议受到了大多数与会人员的反对，一向尊重毛泽东意见的周恩来当场表示反对，认为此举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会议不欢而散。
会后，周恩来专门就此事找到毛泽东进行解释，并说，“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毛泽东决定下来的事情是很难改变的，但面对周恩来发自内心的话语，他没有反驳。很快，毛泽东离开了北京。
这样，在周恩来等人的坚持下，1957年中国的经济建设全面发展，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
1957年11月，毛泽东第二次出访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大会。当时的苏联由于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赫鲁晓夫说话很硬气，表示“今后15年不仅赶上，而且超过美国”。富于挑战精神的毛泽东当即表示“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就是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审阅了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所谓的右倾保守思想。回国后，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对周恩来发了脾气，对两年的经济工作表示不满，并且要求召开再大一些范围的会议解决反冒进问题。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南宁主持了工作会议。与会人员都接到了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在会议上，毛泽东单刀直入，表示“反冒进”这个词是政治问题，并指出“有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下50米”。毛泽东批评1956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16日上午，毛泽东公开地在会上点了周恩来的名。“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毛泽东的一席话让周恩来感到了形势的严重。
尽管心里不理解，但周恩来性格中组织性强的特点还是让他开始进行检讨。在检讨中，他把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相忍为党，顾全大局是周恩来一向的作风。
之后，在3月9日成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周恩来，3月25日周恩来再次做了检讨。为了把成都会议讨论的问题用中央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八大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进行检讨，大会还将这份检讨稿作为会议材料印发给代表。
关于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争论似乎到此结束了。不过，周恩来在经济方面的发言权减少了，毛泽东开始更多地过问和主管经济工作。
所幸的是，经过“大跃进”的阵痛，毛泽东开始亲自出来“解铃”。1960年6月，毛泽东在《十年总结》的讲话中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他还说，错误看来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圣人呢？
“冒进”之争（2）
这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的也是固有的承认错误的方式。
朱德看庐山风云
1959年的庐山会议早已云散雾开，今天再来回忆这场会议，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种苍凉、悲壮与沉重。
7月的庐山，万木葱茏，气候宜人，古迹胜景，神话传奇，给人平添许多雅兴。
庐山会议开始定的基调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但在分组讨论中不少与会者强调了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问题，要求深入纠左；还有不少与会者则认为纠左已经过头，泄了群众的气。彭德怀在会议上发言以后，感到言犹未尽，也对不少同志的左倾情绪深表忧虑，希望和毛泽东本人深入透彻地交换一下意见，以利于会议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在这种情况下向毛泽东呈送了一封信。毛泽东给这封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并批示印发参考。于是，围绕彭德怀的《意见书》，会议争论逐渐热烈，大致形成支持、反对和基本同意信的内容又不赞成信中某些提法等三种意见。张闻天在表示支持彭德怀观点的同时，还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从理论上作了系统分析。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措辞尖锐的讲话，以示反击。此后会议发生了戏剧般的变化，成了“一边倒”地对彭德怀、张闻天的揭发批判会。连原先对彭信内容有同感或发表过类似观点的人，也纷纷收回自己的话，以示“划清界限”。“人们怀着保卫毛泽东威信便是保卫党的路线的信念，同时也是对自己立场的考验的心情，参加了这场斗争”。由于黄克诚、周小舟先是支持彭德怀，后来又没有顺风转向，便被划为彭张联盟成员，成了批判对象。在一边倒的批判声讨中，彭、黄、张、周被迫作了检讨，承认错误。毛泽东联系历史说彭德怀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批判斗争进一步加码。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将彭、黄、张、周的问题定性为“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路线的错误”、“反党集团”。彭德怀等人悲惨的晚年政治命运从此开始。
在庐山会议及不久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中，林彪、康生、陈伯达、柯庆施等人翻出许多历史旧帐，固然有其阴险的政治目的，而其他包括周恩来在内绝大部分参加会议的党的高级领导人，或是违心被动地、或是自觉主动地、或是半被动半主动地，但都是不约而同一边倒地参与了这场是非颠倒的党内斗争，却不能不让人扼腕而叹！
在庐山会议之前，应该说，周恩来和毛泽东在对前一段工作的基本评价及庐山会议要解决的问题上是基本一致的。会议开始后，周恩来也是本着这种精神全力以赴地解决各种问题。后来，毛泽东把彭德怀的那封信印发传阅，周恩来看了彭德怀的信后，认为“彭总的信没什么问题”，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他在许多观点上与彭德怀是一致的。
正在周恩来等人极力纠“左”的时候，毛泽东的想法却发生了逆转。反“反冒进”的阴影再次笼罩在周恩来的心头。既要反右，又要务实的矛盾心态，造成了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双重人格。
7月26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