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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这篇文章，他拍案而起，激动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满头银发，瘦俏的脸上布满鱼纹，鼻尖上挂着几颗汗珠。他偶尔直起身子伸在躺椅上，呷一口摆在面前的清茶。这两年来，毛泽东对文化艺术界的一系列批评，劈头盖脸地打来，使他感到了震撼和惊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不能无动于衷。
他，就是刘少奇。
只有身处政治漩涡里的他，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这篇文章的来头和锋芒所向。
一九六二年春季，彭德怀给中共中央写了要求甄别的翻案书，刘少奇曾经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毛泽东说：
“我听说中央组织部已经为不少犯了右倾错误的人平反了，彭德怀在这个时候能不仿效吗？我很想听听政治局同志和书记处的意见。如果彭德怀这个时候要求出来工作，我们能答应吗？我看这个问题以后再说。现在文艺界为彭德怀翻案的人不少呢。利用小说和戏剧进行反党，值得注意。”
对此，刘少奇没有进一步地解释。但是，就在这年的八月十二日，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以安子文为首的中央组织部，斥责道：“中共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至中央的同志对组织部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组织部离开了中央最高领导的指示而活动，究竟想干什么？干部政策必须以中央规定的政策和文件为准，不能让他们另外搞一套。这个问题如果不注意，就要采取措施。”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中央书记处研究了彭德怀的安排问题，刘少奇把研究的情况向毛泽东报告：“书记处决定让彭德怀出来搞大三线的副总指挥，在一段时间里先不要公开露面，等一定的时候再考虑恢复他的一部分工作。”
毛泽东问道：“恢复什么工作？”
刘少奇说：“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他为政治局委员还没有撤职嘛，他还可以参加组织会议。这是书记处和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的意见，请主席最后考虑定夺。”毛泽东冷冷地说：“再放一放，我还没有考虑成熟。这个问题关系甚大，需要多征求一下党内外同志的意见。”
一直到一九六五年九月，中央政治局决定让彭德怀出来担任三线建设指挥部的副总指挥以后，毛泽东才对刘少奇说：“效果怎样，还要看事实再说话。”彭德怀前脚走马上任，姚文元就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下了通知，将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毛泽东指示谢富治和汪东兴：“你们给我好好地检查一下，还有谁在搞我的特务活动，谁还在搞非法窃听、非法录音活动。我看想走右倾机会主义老路的人是大有人在。”
姚文元的文章完全体现了毛泽东的观点。
对此，刘少奇怎么能心中没数呢？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在和他的侄儿毛远新谈话时讲得非常露骨：“现在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权？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省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资产阶级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民服务的！你说他们是谁领导的？我的话在他们的眼里根本不当回事。”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又在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上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
刘少奇当时就考虑到了《海瑞罢官》的间题，但是他采取了沉默的态度。
说心里话，自从毛泽东在去年底把矛头对准自己，连续批评几次后，彭真采取的态度实在是令人暧昧的。他在毛泽东面前多次讲：“少奇同志对主席那么不尊重，这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在四清工作中他另外搞一套，是想树立他自己的威信，这也要不得！我们不能任何工作都是围绕着两个主席转，该请示毛主席的时候一定要请示。少奇同志应该注意自己的工作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赞成匆匆忙忙地出版《刘少奇选集》，现在还不是树立刘少奇同志的威信的时候。”
但是，他在自己面前却这样说：“毛主席年事已高，说话不一定都正确，批评人也往往欠妥当。我们谁也不要介意。你还是应该大胆地抓工作，出了问题我们集体负责！”
刘少奇对彭真有一种“八面玲珑”的感觉。这使他更加警惕，所以，他对这场批判《海瑞罢官》的讨论，一开始就采取了谨慎的态度。
刘少奇的房间周围，全是书架，上面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各种书籍。在写字台的旁边，有两张宽大的沙发，窗户上挂着绿色的绒窗帘。和毛泽东不同的是，他在思索时喜欢不停地用手中的红蓝铅笔在白纸上划符号。当他的妻子王光美提着暖瓶走进来，给他往茶杯里加开水时，他才将手中的活动停下来。
趁丈夫抬起头睁开眼时，王光美才轻声告诉他：“彭真同志来了个电话，我接了。他想征求一下你对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意见。”
“你怎么回答他的？”刘少奇转过身来，望着妻子问。
王光美说：“我说少奇同志还没看这篇文章。再说，他对吴晗同志不大熟悉，很难发表什么意见。你看这样回答，可以吗？”
刘少奇站起来，在书房里踱了几步，轻声说：“现在只能这样回答，《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肯定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你对外界讲话要格外谨慎。作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彭真有权处理这篇文章。我不能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全党必须尊重他。这一点许多同志都给我打过招呼了，再不注意就会搞得更加复杂。不过，让我说心里话，我不赞成姚文元的文章，这篇文章写得不好，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只是倚势压人，我历来不赞成这样做。这是一场笔墨官司，我们都要慎重。”
那天，周恩来给他来电话，提到了姚文元的文章问他：“发表这篇东西，你知道吗？”他回答：“不知道。没有任何人给我打过招呼。点北京市副市长的名字，应该是给我们一个招呼的。”周恩来又问：“有人建议人民日报发表，你的意见呢？”刘少奇回答：“让彭真同志决定吧！”刘少奇轻轻地把这个“球”给踢出去了。“那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王光美这时又请示他。“不要，北京市委什么意见，让他们按照组织程序办，我们不要乱插手。这些事情总理、小平他们会处理的。这种时候，我越超脱会越主动。你也不要和他们多接触，省得他们打上你的旗号去压别人。”
王光美点点头，提着暖瓶退出去了。刘少奇走到门口，轻轻把书房的门关严，拿起桌上的红色电话机，拨了几个号码，说：“我是刘少奇，我想请毛主席讲话。”
对方停了有两分钟，才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主席刚和浙江省委的几位负责人谈完话，已经疲倦了。他正在休息，你有什么话请讲，我们转告主席。”
刘少奇心里有点生气，但他还是忍住了。毛泽东自从到了南方巡视以后，几乎没再和他通气。中央有什么重大事情，都要派人向他请示。他犹豫了一下，才说：“等主席醒了以后，请你转告他一声，就说我给他来了个电话，有事汇报。”说完。就把话筒放下了。这一天，他几乎没有睡着……
是的，整个的一九六五年里，充满着令他感到压抑和难以言状的痛苦：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材料上作了一段发人深思的批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