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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月开始，中宣部根据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指示，连续召开了教育、宣传、出版等方面的工作会议，对一九五八年文教战线上的问题进行总结，纠正错误。有人密报江青：“中宣部对去年的工作进行反攻倒算了，他们正在大刮右倾机会主义歪风。”江青说：“让他们搞吧，搞到什么程度算什 么程度，现在我们还顾不了许多。”
中宣部指示文化部党组：“要认真地纠正和检查一九五八年的文化工作，吸取浮夸、吹牛的教训，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群众运动的成绩。”周扬对作协党组说：“你们就应该是向右转，但是要转得自然，不要给人家一种一百八十度转弯的样子。”
陆定一说：“现在这样的文化工作再搞下去就要亡国了。我反对动不动就要工农兵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主张，他们毕竟对文化不懂嘛。让他们去写诗，可不就是喊口号嘛。用文化大普及、写中心、画中心这类口号糟蹋我们的文化艺术，是过去一年的教训，值得好好地吸取。”陆定一在几次会上说：“去年动不动就反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没有权威怎么能行？我看红旗可以插，白旗、灰旗不要拨。厚古薄今的口号，并不错；厚今薄古也不完全对。无论古、今都是‘钢板’，厚薄都有用，这才是科学的态度。教学上的改革热情可嘉，程度太低。部队提出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我看就是实用主义。学校学哲学要学些条条，学不懂也要学，不能学了立即就用。”周扬在会上说：“现在动不动就批判，弄得教授都不敢讲话了，其实这些权威他们是有好东西，是值得我们要学习的。现在根本问题是我们老同志不是‘秀才’，又不培养‘秀才’，这对下一代就是犯罪。”胡乔木也提出：“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破烂，也不要无产阶级破烂。我们需要的是文化艺术的珍品。现在教学秩序就是搞乱了，学校当然要以教学为主，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嘛，还讨论什么？”
后来，陈伯达在总结这些会议的时候，说：“一九五九年初陆定一、周扬这些人在文教战线上搞的这套反攻倒算，是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全面向党进攻的前奏。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实际上是让彭德怀利用了的。”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时指出：“在中国人民中肃清资产阶级思想是长期的事情。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我们既要用他们，又要同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作斗争。不能只用他们而忽视斗争的一面，不然过了一个时期，他们又会出来反对党。匈牙利事件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限制、改造和利用的方针，是我们党的一个经验。对你们是否有用，你们可以考虑。但是，我们是在总结了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提下提出我们的方针的。”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至二月五日，苏共召开第二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赫鲁晓夫等人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基本路线，指出：“苏联国家机关在国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已经没有了”等等。赫鲁晓夫在讲话时说：“中国共产党竟然提出了三面红旗的左倾路线，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村搞得民不聊生，是完全违背列宁主义的，我们完全不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瞎指教。”
就在这年二月，周扬到上海布置周信芳上演京剧《海瑞上疏》。柯庆施对毛泽东说：“《海瑞上疏》这个戏借古讽今，是影射主席你的，我看戏的目的是要鼓动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我们进攻。”毛泽东说：“好啊，我倒是想领教一下借古讽今的作用。我这一生啥都经过，就是没有经历过别人用历史剧来骂我的事情，很想欣赏欣赏。”
于是，各地纷纷掀起歌颂敢于骂皇帝的反映海瑞的作品。吴晗在彭真和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下，于六月十六日写了一篇题为《海瑞骂皇帝》的长文。《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前线》杂志等报刊广泛为海瑞的刚直不阿精神进行赞赏和捧场。
二月二十日，刘少奇在中共上海市委工业会议上讲话时说：“最近苏联二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开得很好，差不多各方面的论点，我们都是赞成的，同我们的看法一致。自从苏共二十大以来，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愿意让苏联的同志取得更大的成就。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应当很好地发展下去。”
邓小平也在这一次会议上作了讲话，他说：“我们现在还有人说话言过其实。就像涂脂抹粉似的，擦粉一尺厚，本来漂亮也就不漂亮了。对一些不恰当的吹捧，党内一部分人就要飘飘然，认为差不多了。实际上我们的农业还没有翻身，工业也还没有翻身。要真正达到美国那样水平，我们才吹得起牛皮。”
邓小平谈到中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时，说：“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还是长期的，但是不能天天说改造，天天弄得那么紧张，就能改造好，那是空想，办不到的。改造也需要潜移默化，是一个长期的思想工作，得慢慢来。”
一九五九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人民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此外，毛泽东还就反对平均主义和勤俭办社、干部下放等问题作了指示。他驳斥了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人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责难，指出：“广大人民公社运动和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利益，我们坚决要求继续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这个事实，不是任何观潮派、算账派所能推翻的。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账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是，我们要告诉干部和群众，当着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丝毫没有可怕。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自己。到了这种时候，广大群众一定会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们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
就在这年的三月，彭德怀紧急报告中共中央：“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反动农奴主叛国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发动武装叛乱。我人民解放军驻军请示讨伐，要求迅速击溃叛匪，巩固国家的统一。”毛泽东召开军委会议，批准了彭德怀主持制定的方案。此后，在西藏部分地区逐步实现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彭德怀高兴地对毛泽东说：“西藏人民开始从万恶的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了。”同时，罗瑞卿批发了一个材料，说：“达赖叛逃后，班禅集团采取两面派的手法继续潜伏下来，并受到一些人的包庇纵容，继续在他们所控制的地区进行反动统治，并继续进行叛国活动。西藏反动农奴主叛乱失败后，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在苏联一些人的配合下，在国际上刮起一股反华的黑风，对中国进行政治上的诬蔑、攻击和军事上的挑衅，企图孤立中国。他们的这些阴谋必将在中国人民的坚强回击下遭到可耻的破产。”毛泽东指示：“对班禅的活动，要作具体的分析，不要轻易地扣帽子，那样不利于民族团结。”
四月二日至四月五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泽东在会上就党的工作方法问题作了讲话，提出要多谋善断；办事留有余地；工作要波浪式前进；要听各方面的意见，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和反对武断；安排工作、计划要与人通气；要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计划；等等。毛泽东特别强调地说：“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如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一个人手里。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的精神。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听少数人的意见和个别人的意见。提意见要不怕杀头，岳飞就是杀了头以后才出名的。我们要实行言者无罪，按照党章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