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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这个报告的第一部分最后说：“负责干部怕艰苦不去蹲点，也就是和平演变的开始，干部下去还是改名换姓好。搞五反也可以两个厂互换，也可以用滚雪球的方法，扩大工作组的队伍。工作队下去可以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可以住大队，也可以自己搞，到工厂搞五反可以早去晚回。在北京的要准备好过冬的衣帽，不要生了病回来，下去后搞一段后可以回来一两天，紧张时不能回来。五反、四清要准备搞五年，四清、五反搞好了，干部参加劳动了，群众发动起来了，就会出现毛主席所说的：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还在一九六四年春节座谈会上的时候，毛泽东就有一个突然的感觉，刘少奇已经把所谓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完全作为他个人的发明和创造提出来了。在这次报告里，刘少奇就讲得更加完整了：
“现在国家实行的这种教育制度，根本不能使文化得到普及。许多农村儿童根本上不起学，国家负担不起，家庭也负担不起。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半耕半读、半工半读。现在的学校，今后不用增加，今后要增加半耕半读、半工半读的学校。这也是今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措施（上海工业大学、山西劳动大学、江苏农业中学有初步的经验能文能武，上下都行。他们是新社会成长的新人，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和你们不一样，和知识分子不一样，和工农也不一样。那些知识分子架子了不起呀，初中毕业看不起农民，高中毕业看不起工人，大学毕业连我们也看不起了。这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观点。”
刘少奇提出了他的远景设想：“可以设想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后，中国的工人能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从半工半读和中等技术学校出来的，农民将有半数是从半耕半读学校来的。他们既能体力劳动，又能脑力劳动，使三个差别将逐步消灭。这样的人才，可以当厂长，也可以当市长，甚至当省长。他们边劳动，边工作，而不会像苏联今天这样，消灭三个差别的阻力就小多了。也可以设想到共产主义的教育问题，那时劳动五个小时就够了，其余的时间搞学习，做行政工作，搞演出，那时也没有什么专业的厂长、演员，就连我这个国家主席也可以业余来当……”
毛泽东猛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胡说八道！这样的教育改革，只会把我们的学校搞混乱，起不到一点进步的作用！按照他的逻辑，全日制的学校不就成了资产阶级的样板了吗？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也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按照他的逻辑走下去，我们的全日制教育就会彻底瓦解和崩溃。教育革命的唯一出路是从内容和时间上作文章，依靠革命的知识分子来进行。”
他想起了康生对刘少奇这个报告的评价：“形左而实右！少奇在历史上是以右倾著名的。到了现在他突然变得“左’得可爱了，其实这个人本质上还是右倾。这话我只是对主席讲一讲，如果主席认为我的提法不妥，我是绝对不会再和任何人讲这个话的。”
毛泽东虽然没有公开表示对他的支持，但是他从心里已经接受了康生的提法。在和刘少奇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讲起了康生对许多问题的态度，刘少奇直言不讳地对毛泽东说：“我始终对康生同志没有太好的认识。虽然他在组织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论战中表现不错，但是这个人善于玩弄权术，在许多的场合下表现得左，太左！”
毛泽东不动神色，于是刘少奇介绍了康生的一些事实：
“这个人从一九三零年起，在上海时就对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一九三三年七月到一九三七年底，他到了苏联后，就更加卖力地推行王明的路线。据了解情况的同志跟我说过，康生在东方大学和国际列宁学院讲课和作报告时，吹捧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是代表团的意见，体现了党的路线’。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党的遵义会议后的半年多了，康生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次宴会上，还‘提议拥护王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九三六年三月问，他竟然当面向别人介绍说：‘王明同志是我们党的总书记’，在这前后，他还一再颂扬王明是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提出者和发起人。但是，他从莫斯科回延安以后不久，他听说中央要批判王明路线，摇身一变，说：‘王明的那本小册子的题目改为《为中共更加孟什维克化而斗争》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我早就对王明的观点表示反感了。’他多次标榜他是反对王明的。”刘少奇说完这些，对毛泽东说，“这样的人，你要多注意些。”
毛泽东对江青说：“你看到了吗？有人特别害怕康生同志，因为他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工作时，一直负责特科和锄奸反特的机构，一些人对他恨之入骨。对这些人，我们要作具体的分析，不能上了他们的当。”
江青说：“这个我早就心中有数。”
不久，毛泽东又收到一封揭发康生问题的信件，信中反映：
“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苏联肃反期间，有一批中国党的留苏干部被捕。当时，苏联要逮捕中共党员，必须征得中共代表团主要负责人特别是在代表团内负责管理干部的康生同意。对于这些人的遭受残害，康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还要向主席揭发，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在主持中央社会部工作期间，以逼供信的手段，任意罗织罪名，陷害同志。一九三九年轰动陕甘宁边区的‘叛徒特务钱维人案’和‘日本特务王遵伎案’等，就是康生一手制造的冤案。
“钱维人同志当时是边区公路局长，一九三七年国共合作时，曾经负责联系修筑公路事宜。康生毫无根据地多次点名诬蔑钱维人是‘内奸’，并利用钱的老婆进行秘密侦查，下令把钱维人逮捕，关押了七年之久。
“王遵伎同志是北京的女学生、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因为不满汉奸家庭，要求抗日来到了延安。康生怀疑她是‘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下令扣押，三天三夜不让睡觉，威逼她承认。一九三九年五月，康生还亲自写信，断言‘王克敏侄女与复兴社有关系’，要求严讯王遵伎，‘使之承认复兴社’。就这样，把王从一九三九年关押到一九四六年。
“李凝案件也是康生一手制造的。李凝同志是东北地下党员，一九三八年到延安，一九三九年七月突然被边区保卫处逮捕。康生硬要逼迫她承认是‘叛变投敌为特务，打入党内充当内奸’。在一次审判会议上，康生竟然对李凝说：‘你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最后在她的结论上，把‘走路像日本女人’定为一条罪名……”
毛泽东惊奇地问道：“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告康生同志的状？我看告状人本身就形迹可疑。康生同志在延安的时候，负责审干和领导保卫工作，即使错审查一些干部也是工作中的问题，怎么能够作为什么诬蔑陷害的问题呢？我看告状人本身就是企图诬蔑和陷害！这在我们党内是绝对不允许的
江青说：“你看完嘛，还有一些材料呢，也不知道是从哪个阴沟里冒出来的。”
毛泽东怀着气愤的心情继续往下看：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制造大假案，把白区地下党诬蔑为国民党搞的‘红旗党’。这件事，是从一九四二年底把原甘肃省地下党员张克勤打成‘红旗党’派进来的‘特务’开始的。康生据此推断‘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共产党实行内奸政策的一个新的策略’，勒令张克勤到处做‘坦白报告’。在延安杨家岭，康生亲自主持‘坦白大会’，要张克勤‘感召失足者坦白’。此后，以‘抢救失足者’为名，大搞逼供信，株连的人越来越多。康生还把他制造出来的所谓‘红旗党’案的经验通报各地，致使甘肃、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陕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