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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这个文件中所列举的中国社会出现的严重阶级斗争的表现有九个方面：
（一）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下中农。
（二）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
（三）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教统治的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发展反革命组织。
（四）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欺骗群众，进行罪恶活动。
（五）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例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多处发现。
（六）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活动是很猖狂的。
（七）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现象，也发生了。
（八）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
（九）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所以，毛泽东的结论是：“这些事实给我们的结论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邯郸四清工作座谈会上听取汇报时，又讲了这样的话：“我们有十年没有搞阶级斗争了，五二年搞了一次，五七年搞了一次，那只是在机关、学校，这一次要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好，至少要用三、四年时间。我说至少三、四年，不然五、六年。有些地方，打算今年完成百分之六十，不要急，欲速则不达。当然，这不是说可以慢吞吞的，问题是运动已经起来了。河南太急，说这是第二次土改，有道理。”
现在，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再次强调四清的重要性，讲得比毛泽东还要厉害：
“为什么不直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经验就不能做领导工作呢？因为形势发展快，阶级斗争有新形式、新经验，凭过去经验不能领导今天的工作，今后工作更不能领导。四清、五反过去没有的，所以一切干部必须直接取得经验，这样才能领导工作，才能当得了干部，否则当不了。过去一年多四清、五反取得了好的作用，煞住了歪风，促进了生产，但农村也好，城市也好，多数没搞深搞透，甚至还没入门。小平同志去了一次东北，也说工厂五反还没入门。过去一年没打胜仗，而打了败仗。有些地方工作队下去，四不清干部就限制他们，不让他们发动群众，不让他们斗争，有的甚至把他们赶了回来。山东有一个大队就是如此，赶回来还不错。还有的地方把四清工作队都杀死了……”
这些话从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的嘴里说出来，更加使人感到惊心动魄：
“现在阶级斗争很尖锐，有人反对搞四清，拉拢群众，有计划地搞阴谋。阶级敌人十五年来摸熟了我们，改变了斗争方式，研究我们的政策，比我们在座的还要高明，以此来跟我们斗。他们对党的政策比我们还记得牢。过去革命中，敌人拿着枪，是公开地斗，而现在呢，敌人是隐蔽的，而且有时是以工人、贫农的面貌出现，有时自己不露头，让代理人出面。现在敌人跟我们进行合法的斗争，利用找们的政策、干部，利用我们的党员面貌，利用我们的口号跟我们斗争，从而夺取领导权，这也是当前阶级斗争的特点。”
对刘少奇的这个讲话，毛泽东看得更加认真：
“敌人向我们斗争，主要采用‘和平演变’和反革命两面政权，表面上拥护你，实际上是另搞一套。敌人斗争方式变了，我们一些同志看不到，不警惕。我们有些基层单位一直是阶级敌人把持的，有的地方土改不彻底，天津百分之七十是和平土改，华北百分之三十是和平土改。周扬在天津附近蹲点，那儿的党支部就是地、富、反、坏当家，有些是他们打进来的，有些是我们的人被他们拉过去了。有些单位的干部贪污盗窃严重，很容易被他们拉过去，‘和平演变’，舒舒服服地拉过去了，有吃有穿。真要搞社会主义要流汗，真要搞革命要进行艰苦斗争。毛主席说，三分之一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要实事求是地搞清楚的到底有多少，据我看不少于三分之一，甚至更多。”
这就是说，全国基层领导核心中将要有三分之一的干部进行撤换，这是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呀！
毛泽东看到这里时，想起了康生介绍北京京剧团时所说的话：“这个团在北京市文化局局长赵定薪、张梦庚等人的支持下，基本上也烂掉了。马连良经常通过走私来扎吗啡和杜冷丁。一九六三年四月马连良去香港演出，提出要扎吗啡，市委宣传部长李琪批准说：‘唱戏的没有这个不行。’立即去找卫生部长崔月犁，经过他们的批示，由特种药材公司特供。马连良开始每天扎一针，后来增加到每天八针，晚上有演出时，还得增加一针，最多时一天扎十三针……”
毛泽东当时就对康生说：“这不是马连良的问题，扎吗啡演戏，也是迫不得己的事情。过去他这类人沾染上了毒品，是旧社会的罪恶，不要强求于他。但是市委难道就不想想别的办法，帮助马连良解决身体方面的问题吗？江青多次跟我说：“马连良本来想演出现代戏，和她商量过具体的办法，但是市委一些人对他说：你主要是演好传统戏，不要失传了。你演现代戏丢掉了传统戏的精华，还是要负历史责任的。”所以，马连良这样的同志也是有他自己的难处的。江青有时很同情他，但是对他的一些固执性的陈规做法又十分着急。我看这次四清对剧团应该有特殊的政策，不要太不通人情了。”
想到这里，毛泽东继续阅读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形势分析：
“农村犯了一般四不清错误的干部是多数，还有不少单位有严重的四不清，一切有严重问题的人或集团，都要从上级领导或机关找靠山，干部如不是一般的四不清，而是严重的四不清，或集团，都得要找靠山，保护人，大概这是一个规律。科员若不把科长拉下水，就不敢大搞乱搞；一个处长若不拉局长下水，就不敢大搞乱搞；一个局长不拉个部长下水，就不敢大搞乱搞；部长不把个省委、地委书记拉下水，就不敢大搞乱搞。大队不拉公社，公社不拉县委，也不敢大搞乱搞。农村搞完四清，要追查四不清的根子！工作队提出四不清的根子是地、富、反、坏，群众说，不仅在下面，上面也有根子。群众这话我很注意，上面的根子一定要追，不管哪一级，哪怕是县委、地委、省委、中央，我们都要追！是谁就一定要追到谁的头上，过去土改就有这种情况。”
这个话，在所有参加会议的人中间，都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刘少奇讲得非常具体：“有一种人是糊里糊涂的，不大清醒，受了些礼，吃了顿饭，做了下边四不清的根子和保护人。还有一种人，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下面做些什么事，他不知道。再一种是有意包庇坏人坏事。不管哪种根子，都得挖出来，中央的决心很大。不清醒的要他清醒，官僚主义要改变，包庇坏人坏事的要处理。现在敌人和我们的斗争方式已经改变了，敌人变得聪明了。地、富、资产阶级很会搞合法斗争，搞两面政权，‘和平演变’，比我们共产党人还会搞。过去我们采用两面政权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他们斗不过我们。现在我们全党的干部没有学会和他们作这种斗争，因此跟坏人作斗争打了败仗。必须直接参加今天的革命斗争取得经验，才能领导今天和今后的工作，否则不能作领导工作了，如自己不去蹲点，别人就超过自己，你自己不去蹲点，别人汇报是真是假你也不知道。现在先开座谈会的方法在许多情况下不行了，因为基层干部对许多情况不报告，现在该采取什么方法？要在斗争中认识客观真买情况。搞五反、四清，扎根串连，发动群众，参加劳动，才能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