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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点点头：“回去我要帮助毛泽东降降温，不管他爱听不爱听，我都要讲！就是豁出我的这身军装不穿了，我也要讲话。现在从上到下都有一股反对毛泽东的力量，不会小了。他以为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不把社会主义阵营放在眼里，这是不行的！共产国际解散以后，他高兴得笑了三天三夜，斯大林的问题出现以后，他又说：‘没有了斯大林的迷信，有些人要搞他自己的迷信，与其迷信别人，还不如迷信自己呢。’你们看，这就是他的真实思想，这能得了吗？”
毛泽东也从各个渠道得到了彭德怀在东欧一些国家的活动的消息，他对一些人说：“对于党的事业，阶级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居心不良的人，那些企图看笑话的人，那些企图利用我们力争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而作了一些错事但是心肠是好的人而攻击我们的整个事业，要引狼人室毁灭我们国家和党的人，总要走向他的反面的。我断定，他们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
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说：“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党的教育方针同资产阶级教育工作方针之间的斗争，按其性质来讲，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所以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强调一切学校中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教育革命的步伐要迈得大一些，快一些。”
于是，教育界的所谓革命也出现了大搞群众运动的新高潮。
九月中下旬，刘少奇视察江苏、浙江等省时，号召农业方面必须大跃进。他在江苏乡村听到亩产万斤的消息后，急切地问道：“亩产一万斤还能再多些吗？人家河南都超过万斤大关了，为什么你们赶不上去呀？可以争取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是正确的，有它的合理性。”
同样，邓小平视察东北，也认为东北地区粮食增产百分之二、三十到百分之几十还不是农业大跃进。邓小平说：“要把农村的居民点都建成一座座漂亮的城市。大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结合教学内容全力做好尖端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试验。农业上的跃进没有科学问路是做不到的。现在大跃进已经普及到所有的地方，科技难道不需要加把劲吗？”
十月十二日，刘少奇在接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时，满怀喜悦地说：“我们党在县以下的政权已经开始灭亡，囚为今后的任务主要是搞经济、文化革命，只有一少部分是对付地、富、反、坏、右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通过今年的大跃进，我们现在农村粮食已开始走到‘各取所需’了，凡能劳动的，都能吃饱，可以说是放开肚子吃吧！明年城市也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再努力一下，主要是在主要生活资料方面做到‘各取所需’就可以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距离我们现在，已经不是遥远的了。”
那时，举国上下都在谈论早日进人共产主义的世界，一个美丽的梦勾憧憬可望不可及地在中国人民眼前闪现着。
十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文章、讲话摘录。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受到赫鲁晓夫的嘲弄，他对彭德怀等人说：“你们的毛泽东没有清醒地估计到帝国主义的危害，把它们看成纸老虎是错误的。它们的核武器足可以把现在的中国摧毁。”
周恩来则针锋相对地说：“毛泽东主席的论断，极大地鼓舞和武装了中国和世界的革命人民，成为全世界革命人民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我们要正确地把握毛泽东主席的这个思想，在各条战线上夺得新的胜利！”
一九五八年十月，罗瑞卿遵照刘少奇“有事办政法，无事办生产”的指示，起草了《关于当前政法工作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提出：“政法工作人员有事办政法，无事办生产，这是政法工作在新形势下贯彻党委领导和群众路线的关键。”罗瑞卿还专门到山西政法机关处长以上干部会上动员：“公安部今后开会，首先要看生产指标完成的怎样。我们就是要通过全党大办农业，大抓生产来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全部实现。”
十一月，彭真指示北京市委创办了理论刊物《前线》，他亲自起草了发刊词。他在指示《发刊词》的指导思想时说：“这次的锋芒重要是针对工人阶级内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不良倾向，不是针对资产阶级的，是针对‘左’的。刊物要宣传社会发展的规律，对各条战线和各个领域进行系统的调查，探索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方向和前途。共产党人总是要按照客观规律改造现实，而不是靠提一些什么口号过日子。”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各部门和部分省市地区书记参加的郑州会议。他在会上给大家领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作了许多的分析，强调应分清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界限，并分析了应如何正确对待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等一系列问题。毛泽东高度评价了所谓广大群众和干部的革命热情和干劲，同时指出在实际工作中要提倡实事求是。这时，他已经看出了全国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他企图通过正面的教育方法来纠正一些偏向。
他说：“人民公社在中国出现是有它的必然性的，这是实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目前还没有一个比人民公社更好的形式嘛。如果有，请提出来嘛。但是，我认为必须着重提出三点意见：一是要划清两个界限，即现在的人民公社依然是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就是将来到达全民所有制了也不是已经到达共产主义。两个过渡都需要很长的时间，两个过渡都只能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有些人总想三、五年搞成共产主义，认为可以立即宣布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进人共产主义，谁不赞成他的意见谁就是右倾，这是错误的。第二、在有些人看来，人民公社主要是自然经济，认为只有自给自足才是有名誉的，进行商品生产就是不名誉的。这种看法不对。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要消灭商品，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违犯客观规律的。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剥夺农民。在两种所有制存在的社会内，农民只能是接受商品交换。第三、资产阶级法权的一部分，也就是我们在讨论中所说的等级森严、上下级之间和干群之间的猫鼠关系，都要破除，经济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如按劳分配，必须保护。如果我们现在不实行这样的正确的措施，就会容忍共产风继续蔓延。所以，我们必须坚决制止！”
这下，连江青都深深地感受到：毛泽东的成功在于他的高瞻远瞩，在于他那种使敌人和对手防不胜防的机智、新奇、突然，博得群众衷心拥戴的措施。他善于提出和解决各种矛盾，在混乱中更显示出他处理问题得心应手的高超本领。他已经使建国不到十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了全世界的重视，他念念不忘地提出了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强国的理想，所以他断然采取了一系列常人不敢想象的办法。现在，举国上下对他的思想和办法深信不疑。全党几乎毫无保留地表示不坚决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
彭德怀听到毛泽东讲的这些，对黄克诚说：“老毛几乎是永远正确，你看他现在所讲的这些，又不知道把错误推给谁人了。中国的基层出了那么多的问题，他难道就没有责任？他为什么不首先检查自己的错误？我听田家英说：‘老毛的身体已经远远地不如以前了，几次坐到厕所里站不起来，为什么他还要强挺着干？就怕别人说他不行了，让他提前退休。他前几年还说他要退休下来专门读书，研究理论问题，现在这个话再也听不见他讲了。他就是害怕丢掉他手中的权力。’这个话是正确的。”
黄克诚也表示不满地说：“现在中央没有多少真正明白的人，都是听见一点风就马上跟着跑，譬如刘少奇和周恩来，他们都不敢堂堂正正地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这一点，远远地赶不上高岗同志。可惜高岗死得太早了。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