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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把这封密信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阅后收了回来，对江青说：“此事到此为止，静观局势发展。”
到这年的十二月十三日，刘少奇在《关于统一战线政策方针性的若干问题》的讲话中，继续宣传说：“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已不是原来的资产阶级，是政治思想要改造的资产阶级了。再过五、六年，我们要给的定息也不给了，那就更不好再讲资产阶级了。我这次去埃及、印度等国访问中，看到人家的资产阶级代表更吃得开，更受欢迎，共产党的代表还不那么吃得开。所以我说，中国资产阶级将来还要留一个时期。”
他提出：“统一战线的效果成绩就在于使大部分资产阶级能够和平过渡，转化过我们这边来，减少发生反革命捣乱的可能。我们现在用统一战线办法可以消灭资产阶级。统一战线就是要这样统下去，一直要统到将来资产阶级也变成劳动者了，有些成为体力劳动者，有些成为机关干部，和我们没有区别了为止。”
在刘少奇的这个讲话中，他还说：“绝大多数右派分子批评我们的话并不都是错的，如批评我们‘宗派主义’，说我们没有友情、温暖，这是有的，我们要注意克服。反右斗争以后，我们党同民主人士更疏远了，这是我们的失败。将来还要努力做这方面的工作，过了这个风头后，有一些偏差还是要纠正的。这是我们历来的规律。”
毛泽东听到刘少奇的这些讲话和文件后，气愤地说：“都是屁话！这个人总是信口开河，没有本事竟然逞能，我看他将来究竟怎样收场！”他指示有关部门调查整理一份具体分析右派分子成分的材料。于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报送了山西省团省委的一篇报告，里面分析道：
“从团内揪出了右派分子，我们不抱任何痛惜，反之，这是我们的胜利。但是分析一下他们堕落为右派的原因却是有好处的。根据七十名团内右派的分析，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一）本人出身于地主、富农、资本家、封建把头等剥削阶级家庭，参加工作后未得改造，坚持其反动阶级立场者二十一人，占百分之三十三；（二）本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且直系亲属被关、管、杀，对党和政府极端不满有强烈的阶级仇恨者九人，占百分之十二点八；（三）反动党团会道门骨干分子，解放后交代不彻底混人团内者八人，占百分之十一点四十三；（四）出身于非剥削阶级家庭，但深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参加革命动机不纯，由闹个人主义而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者十八人，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七一；（五）参加革命动机尚好，但由于阶级觉悟低，经受不起资产售级思想腐蚀而中途蜕化变质者十四人，百分之二十。”
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讲话时，引用了这个材料里的数字，说：“很有说服力，这些右派绝大多数确实是对我们这个国家和政党不满的，不能说没有冤枉的，但是大多数的右派分子是和我们有敌意的。这次斗争的积极意义不能低估。低估了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山西团委的报告中继续说：“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团内右派分子的形成是有其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占百分之四十五点七，连同反动党团会道门骨干分子，共占百分之五十四点二十九。他们从小就接受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五大运动三大改造中，他们的家庭或亲属被改造或被斗了，经济生活、社会地位下降了，社会主义革命打破了他们不劳而食、过剥削阶级腐朽生活的迷梦，于是他们从骨子里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绪，并时刻盼望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有时在平时假装积极，掩护自己，而在这次政治斗争中便暴露了原形。有些团内右派分子家庭出身并不坏，有的甚至是出身于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新社会给他们带来了幸福和光明，他们本应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但是相反，由于他们长期容忍了自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忽视了思想改造，对党对社会主义分不清好坏，恩将仇报。在工作中经常闹名誉、闹地位、图享受，从不考虑自己给党给国家有多大贡献，而是口口声声埋怨党和国家对不起自己。他们以‘知识分子’自居，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似乎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他们就搞不成功。对领导他们要求绝对平均主义，看到领导干部待遇高一点，就说他们‘共产党内的特殊阶级’；而在工农群众面前则要求特殊待遇，如与工农一样就认为是损害了自己的身价，‘太不公平’。在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任何时候都是非法的，它只能到处碰壁。这样，他们个人野心不能得逞时，便对一个人、一个机关、一个组织的不满，逐渐发展成为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于是他们便图谋用自己的世界观改造现实，有的并到处寻找和投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结果发展成为右派分子。”
毛泽东说：“可见对右派分子的教育和斗争是一场大的运动，我们要继续持久地开展下去，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就在一九五七年底，康生亲自向毛泽东转送了一份材料，反映刘少奇指使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搞一个党员干部被俘虏后所犯各种错误的《六条意见》，材料中说：“安子文在这个中组部报告中说，共产党员‘在应付敌人的时候有错误行为（如只履行了一般的自首手续），或者写了反共启事，等等。对这一类干部，在政治上应赋予完全的信任，不应该因为他们有各种历史问题而影响对他们的使用。’‘共产党员在应付敌人的时候，有过错误和在敌人面前曾经一度动摇的，如过去已经恢复了党籍或已重新入党，可以不变。’甚至那些有过自首行为，对党长期隐瞒的人，也可以让他们担任政府或其他非党组织中主要负责工作，还可以‘重新人党’。”材料建议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有所警惕。
毛泽东把材料重新交给了康生，对他说：“现在还是反右，这个大方向不要动摇。其他的事情，分期分批予以解决。”
正在兴头上的毛泽东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十五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号召。刘少奇也说：“全国人民在这个号召的鼓舞下，中国工业生产迅速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跃进势头。我看，我们明年的大跃进是有指望的。”
中国的老百姓，对最高层的反右决策过程是并不了解的。即使中央最高层的所有领导人，在那个时候也并没有任何人真正站出来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左。而都是异口同声地采取了响应的态度……
第十一章 名震上海
＇毛泽东说：“我们就是要创造一个气候，逼着各种牛鬼蛇神亮相，他们为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所决定，不跳不行，非跳不可！这也叫做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嘛！＇
江青把毛泽东的批示交到彭真的手里，说：“主席对学术批判的指示已经很长时间了，你们书记处为什么顶着不办，令人感到奇怪。在你们的眼里，主席的话还算数不算数？”
彭真对江青的顶撞不以为然，他知道无论自己怎样解释都未必能取得她的理解。江青．近几年来说话、批示都十分硬朗，几乎叫人没有辩解的余地，她也根本不去考虑他们的意见。毛泽东曾经当着他的面这样说过：“江青同志有她自己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我们之间也是经常展开辩论的。我不习惯强迫她接受我的意见，她也并不以我的意见为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她有她的独立人格，这一点我很欣赏她。她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她自己的生活习惯。我曾经收到过反革命分子写来的信件，把她和唐纳的关系说得乱七八糟，其实江青那时是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她需要唐纳的掩护，但是唐纳是真心喜欢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