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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奴曾住 二
不过，这些事是否都能算作刘裕的罪恶，恐怕还值得商榷。因为，正象一句俗语所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刘裕二十岁那年，在前秦官居太子洗马兼万年县令的慕容宝，为了劝他的父亲慕容垂忘一次恩负一次义，冠冕堂皇地宣称：“立大功者不顾小节，行大仁者不念小惠！”平心而论，慕容宝其人虽不足道，但这句话却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政治家这一特殊行业的实情，尽管这一实情往往被太多的人为因素所有意掩盖。
政治家是这个世界上从业人数最少但实际影响力最大的职业之一，因为他们每一个大的举动，波及面通常是整个社会。不言而喻，人类社会是一个超级复杂的工作对象，它是由千千万万人通过经济、文化、血缘等种种错综繁复的纽带结合而成，牵一发往往就要动全身。
不管多么多么有正义感的政治家，其推行政策每一具体部骤，基本上都要靠损害一部份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部份人的愿望，除非不做事，否则完全不让一些人受害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在做事的过程中，为了实现长远目标，政治家必须学会让理想适时地向现实妥协，哪怕现实是丑恶的，哪怕必须加入丑恶之中。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那他只配做个愤青，撞个头破血流并且于事无补，绝对当不了政治家。
实际上，这与军事上的以退为进也有几分相似之处。例如，当国家遭到强大外敌入侵，并且强弱悬殊之时，“寸土必争”就只能做为爱国口号喊喊，在实际作战中对这一原则必须灵活掌握，必要时就得主动放弃一些土地，哪怕这看起来有卖国嫌疑，哪怕这会使一部份民众受到侵略者的蹂躏，因为最终的胜利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某位统帅不顾战局战况的不利，仍坚持一昧死拼，那只能是先失人，后失地，最终什么也保不住，失败。
虽然相似，可我们往往能对军事家的迂回策略抱宽容态度，对政治人物在政治上的类似行为却大多深为反感，这又作何解释呢？这大概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军事家的对手一般是外敌，而政治家的对手大部份是自己人。对敌人狠，大家容易接受，对自己人狠，就容易让人非议，尽管两者都是必须的。
二、一个理想的政治家应该是绝对理性的，但同时又应该能搏得民众的好感。很麻烦的是：这两项要求存在矛盾，因为过于理性的人常常显得冷血，一般都不讨人喜欢。为了综合这两个条件，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往往在内心颇为冷酷，而在外表极具温情，能够利用民众的感情，而本身不被感情所利用，容易给人产生表里不一的感觉。虽然这与其说是虚伪，不如说是需要。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对政治家私德的求全责备，正和“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一样，是一种过份的，也是不合理的苛求。
不过，如果有人因此而认为政治家都是不讲道德的，所以没有善恶之别，那恐怕就和认为世界上的人都可以简单分为好人、坏人一样荒谬。政治家绝对是有道德高下的，例如他们奋斗的目标主要是为了造福于民，还是为了造福于己，或者人己两不误；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是完全不择手段，还是尽量避免伤及民众等等，这些差异都是不可以无视的。而且由于他们职业的特殊性，政治家的善恶对世界的影响通常会远远大于其他职业。只是他们的善恶不能简单套用常人的标准来衡量罢了。
寄奴曾住 三
那么，就让我们更换标准之后，重新审视刘裕的为人，和他做过的事。
“惟阴移晋祚，迭弑二主，为南朝篡逆的首倡，实是名教罪人。”清末民初的蔡东藩先生，在其所著的《南北朝演义》中，列举了刘裕的不少优点后，又用这句话，给刘裕一生做了一个否定的总结，而这一论点也差不多代表了古人对刘裕一般评价。
不过，对于前人掺杂了太多“家天下”观念的观点，我们没有必要一概盲从。以在下看，刘裕篡位这件事，其实无可厚非。皇天无亲，有能者居之（古人喜欢说的，是“有德者居之”，但参照古今中外的史实，不能不说，这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谎言）。刘裕的能力超过司马家的任何一代皇帝，干得明显比他们称职，比他们更能治理国家，比他们更能关爱百姓，比他们更能抵御外侮，一言以蔽之：刘裕登上皇位，对治下的大多数民众是一种福祉。
更何况早在刘裕崛起以前，司马皇家就已成政坛装饰材料，晋朝早已在实质上结束，它的实际灭亡并不是由刘裕造成的。刘裕的篡位，只是揭去了罩在这个事实之上的，那层薄薄的细纱而已。
让名实一致，也让百姓得利，这能算多大的罪？
刘裕真正最不可原谅的罪行，是他得寸进尺，在篡夺之余，又杀害了司马德宗与司马德文这对不幸的兄弟皇帝。
当然，死在刘裕手中的无辜冤魂多了去了，在下也不认为曾经当过皇帝的人的命，就一定要比其他人高贵。晋安帝与晋恭帝的死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刘裕弑杀他们所造成的影响，并不仅仅是在改朝换代之际增加了两个枉死鬼，而是此举大大毒化了中国传统中已经够残忍的政治文化。
从此以后，一条本非真理的观念，被中国后世的帝王以及帝王竞争者们在数百年间奉为了金科玉律，并一丝不苟地遵照执行：在角逐天位的大棋局中，冠军将独得一切，而亚军只有死路一条！
根据这条规则，帝王或帝王的竞争者们是不能失败的，一旦失败，便如一位睿智老妇人的总结：“求为匹夫而不可得”！如此巨大的反差，逼使所有投身这一行当的人们，都不得不打破所有的道德底线，为夺取或保住权位，无所不用其极！
如果是两个草民打架，受损受伤的一般也就只限于他们自己，但假如把规模放大，两个黑社会团伙火并，就会有很大的机率伤及无辜，同时砸点儿车子、烧点儿屋子，也就变成了平常事。何况能参与帝位角逐的竞争者们，一般说来，总是人类社会中那几个最具权势，最有能量的人，他们一旦不顾一切地把他们的能量进行破坏性释放，“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灾难，就可以被很快创造出来！而且也因为统治者必须保住权位才能保全生命，所以后世才会有“宁予外人，不予家奴”的高论，才会有那么多精忠报国的英雄死于冤狱……
这些发生于后世责任，固然不能一骨脑算在刘裕头上，但作为创造了这一规则的始作俑者，刘裕仍罪无可恕，而刘宋王朝自身的遭遇，也正应了孔夫子的名言：其无后乎！
寄奴曾住 四
综合来说，至少在刘裕生前，他建下的功业仍远远超过他犯下的过失，他的短暂统治，也为南朝的唯一一个盛世打好了基础，他的出现绝对是那个年代大汉民族的幸事与光荣！但最让人叹息的，还是那一言难尽的身后事……
在刘裕之后，南北双方暂时都无力打破已经形成的力量平衡与文化隔阂，中国南北对峙的局面又维持了一百多年。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钟山龙蟠，石城虎踞，一同无言地注视着建康的宫阙，看着一个个新主人昂然走进，又黯然退场，就像走马灯上的人偶，继续重复着王朝更替的古老故事。
只是，其中再也没有了刘裕，再也没有那份金戈铁马的壮志凌云。有的，是统治者们越来越多的醉生梦死和风花雪月，还有骨肉相残与尔虞我诈。
正象后来功业盖世的唐太宗李世民，在告诫他的太子李治所说的话：“取法于上，仅能得其中；取法于中，仅能得其下！”刘裕留给后人的精神与政治遗产，也非常无奈地被后来的多数南朝帝王们，有选择性的部份继承了。
他们多数没有学会刘裕个性中的慷慨豪迈，却学会了刘裕处事时的阴险诡诈；
他们多数没有学会刘裕自奉时的节俭，却学会了刘裕赏赐时的挥霍；
他们多数没有学会刘裕让天下折服的军事天才，却学会了刘裕为后人诟病的用人权术；
他们多数没有学会刘裕对百姓的爱民如子，却学会了刘裕对政敌的翻脸无情；
他们多数没有学会刘裕对敌国外邦的开疆拓土，却学会了刘裕对前朝皇族的赶尽杀绝！
于是，在此后的南朝历史的曲谱上，激昂向上的乐章将越来越弱，终成绝响。“先荡临淄秽，却清河洛尘！”的壮志凌云渐渐散去，只留下“玉树流光照后庭”的纸醉金迷。
在南北朝这出历史大戏中，南方政权就像一个过气的明星，从曾经的领衔主演，先沦为联合主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