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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在北京的工作
5 在北京的工作伦敦的浸礼会委员会建议我回山东工作。我同意了，条件是他们允许我在首府济南建一所基督教学院。在等待委员会答复期间，我动手撰写一本题为《现代教育》的小册子，介绍世界上七个最先进的国家在教育上的进展。在小册子里，我强调了四种教育方法：历史的、比较的、一般的、特别的。换个说法就是，我表明了一个人究竟为什么必须比较不同民族的历史进程，以及为什么必须拥有对事物的一般知识和对事物的某些特殊部分的精确了解——也就是说，既要了解一般中的特殊，也要了解特殊中的一般。这本小册子我在北京的高级官员中散发，也作为礼物送给了住在天津的直隶总督李鸿章。6 拜访天津的李鸿章在小册子中，我建议中国政府开始教育改革，并为此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对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我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他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需要二十年”，我回答，“你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噢！”他回答：“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在会谈中，他还问我：“基督教到底能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好处？”这是促使我后来写作《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 一书的决定性原因。很多年后，我遇到一位翰林，是一所省学的校长。他曾经读过我论教育的小册子。他告诉我说，在他的学院里，他一直在努力贯彻我前面提到的教育方法。7 理查德夫人的弟子除了帮我写书外，我妻子理查德夫人应三个日本人之请，教他们英语课。她采用了一种教授语言的新技术，那，说到底，也是最古老、最准确的，是儿童在学习说话时本能地采用的——就是说，从事物的名称开始，继之最简单、最短的句子，那都是儿童日常操练并能够记忆的短句。结果，六个月之后，与另外两个曾经稀里糊涂学了两年英语的人相比，那个在跟理查德夫人学习之前从未接触过英语的日本人讲得要好得多。因为他们的语法不正确，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纠正。当他们开始自愿地月读英文书籍时，他们提到在书中遇到一些宗教术语，弄不懂。我妻子建议他们同她一起阅读《新约圣经》，以便熟悉宗教词汇。他们从《约翰福音》开始阅读，效果十分可观。他们不仅理解、学会了其中的宗教术语，而且深深地受到了所阅读的书籍的影响，以至于三个人都渴望实施洗礼，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我去拜访了日本公使，转达了他们三人的愿望，问他是否反对，因为其中有一个时他的儿子，另两位是公使馆的秘书。他的回答是，当他被天皇派往欧洲学习西方文明时，他在西方待了好多年，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他所际遇的所有欧洲人当中，最优秀的是基督徒。因而，如果他的孩子和秘书愿意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他不会反对，只是希望他们好自为之。这样，三个人都接受了洗礼。其中的一位秘书，即天野先生，先后被日本政府任命为好几个中国沿海商埠的领事。曾纪泽侯爵听说理查德夫人为这几个日本人教授英语的消息后，也表示希望能让他的一个孩子跟随她继续其英语学业。8 侯爵曾纪泽曾纪泽是著名政治家曾国藩的儿子。他早年即有志于走出国门，并出于这样的目的学习了英文。在伦敦和巴黎，他做了八年公使，从欧洲回来后，成为总理衙门的一员。1888年，在我生活于北京期间，我以一种很不寻常的方式结识了曾纪泽。他曾经倡议在天津和北京之间修建一条铁路。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因为北京的马车夫反对修筑铁路的持续不断的请愿而不胜其烦，问曾侯爵是否可以提供一些有关修筑铁路后伦敦马车夫的生计受影响的情况的材料。他提供不出亲王想要的信息，向他的医生达吉恩（）求助；达吉恩医生不了解，转求于艾约瑟（）博士；艾约瑟同样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于是请教于我。幸运的是，我正好有精确的事实及数据满足了这位侯爵的要求。这使他非常高兴。这位侯爵有好几个儿女，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很高兴有外国人前去拜访他们，所以理查德夫人和他们的关系很快就很熟了。后来，因为最小的那个男孩还没有结束学业，就如我前面已经提到的，邀请理查德夫人给他上英语课。两广总督的孙子也跟着听了一段时间的课。当我把为中国做的现代教育改革方案作为礼物送给侯爵时，得到了他热情洋溢的赞许。他督促我在高级官员中散发，因为他相信中国的唯一希望在于教育。因为他自己在总理衙门只是个中下级官员，他觉得他关于采用西方教育制度的倡议会使总理衙门的高官们怀疑他太容易受外国人的影响了，因此他不敢独自张罗此事。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还没来得及把在西方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