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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子，似乎整个城市的人即将举行叛乱。这一次，他还是劝我放弃租约。“我知道居民都很平静”。我回答说：“我不能再等下去了”。说完，我跳上马车，命令车夫出发。我把事情向领事作了汇报。领事去找了道台——他统治着三十个县。道台发布了一道文告，责备知县制造麻烦，说我完全有权力租一所房子住在里边，如果我愿意的话。任何官员和民众都不得干涉。从烟台回来后的第二天一大早，知县就登门拜访了，这使我很吃惊。几天前，道台的文告到了他手里。这次，他的态度是那样友好，至于无论从那各方面看，我都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他说，他从别人那里听说我有一架幻灯机，能否让他见识见识？我说我可以在晚上演示。于是乎当天晚上他又来了，带着一大群秘书。理所当然地，他很兴奋，因为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幻灯画面。在晚休时间之前，整个城市都知道了他来拜访我的消息。第二天，一些绅士代表来拜访我，问能不能也为他们演示一场幻灯片。我倒乐于从命，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当地的士绅那儿遭遇过麻烦。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我的朋友。这样，知县挑动全城反对我的那种企图，终结在它所引发的对我的强烈同情里，也终结在他的诡计所激起的公愤里。在秋收结束、冬天来临之后，农民没有什么事可干，因而我邀请各个教堂的宗教领袖——有男的，也有女的——到青州来进行专门培训。这个，加上督管各个教堂和众多福音传播者，占去了我所有的时间。直到1883年春天，哈勃提（）先生——曾经是中国内地会成员，在英国老家时加入了浸礼会——前来照料山东的教堂，我才得以脱出身来，重回山西。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遭遇劫匪
19 遭遇劫匪在回山西的路上，直隶境内，一天早晨黎明之前，一群强盗袭击了我们住宿的旅馆。我有两辆马车，一同住宿的还有另外五、六辆。强盗把所有马车里的箱子都打开了，把衣物和纸张扔得满院子都是。我起床后，发现同行的一位旅客因为不见了一张3；000两的银票而焦躁不安，那是他要带给北京的老板的。然而，幸运的是，天亮以后，他在院子里把所有行李彻底检查了一遍，最后发现银票就踩在脚底下。对他来说，这就不是高兴所能形容的了。至于我，车上的一只箱子完完全全不见了踪影。我们循着强盗的足迹找到了一堵高墙下，强盗们是越墙而逃的；在另一个方向，我们发现两行深深的脚印，显然是扛着我的沉重的箱子的盗贼留下的。在院子里微弱的光线下，他看到箱子里有些东西闪闪发亮，肯定认为那是银子。他肯定认为那是他最大的收获。肩上扛着那么重的箱子，翻过墙且跑那么远的路后，打开箱子，发现里边装着的不过是听装的浓缩牛奶，那盗贼会是多么地懊恼啊！路上再没有发生别的意外，我回到了太原。离开了九个月后回到家里，发现一个六个月大的小女儿在等着我。20 斯科菲尔德医生去世1883年8月，我们在太原的小团体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斯科菲尔德医生因为患斑疹伤寒而去世了。他是被自己的病人所感染的。因为以前我曾感染过这种病，所以同斯科菲尔夫人一起照料他。但我们所有的爱的关怀都无济于事。他是个非常睿智的人，拥有一种最美丽的基督徒的性格，深受认识他的每一个人所爱戴。1884年，恭亲王被他的兄弟醇亲王所取代，好战的排外集团占了上风。统治集团的许多成员认为恭亲王的政策过于退缩，不适合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21 太平天国叛乱的影响尽管，在我到达中国之前，天平天国叛乱已经被平定六年了，他对基督教的推广所造成的危害仍然十分严重，在这里不能不记上一笔。这场运动是在1851年由洪秀全发动的，他是广西人，在广州接受了基督教的影响后，建立了一个崇拜唯一真正上帝的宗教小团体。不幸的是，同穆斯林教徒一样，洪秀全弄不清绘画艺术的使用和偶像崇拜之雕塑的区别，在遵守摩西诫命的同时，他把对艺术的尊崇一概贬斥为偶像崇拜。他的不下对所有庙宇的这种敌视态度发展为一种宗教狂热，加上人数的迅速增加，引起了政府的警觉。当局逮捕了洪，把他投进监狱。他的部下相信他是无辜的，把他解救出来；政府宣布他们的行为是叛乱。从这时起，这场运动具有了反朝廷的性质，吸引了大量追随者。洪秀全自称“天王”（天上的帝王），率领他的部队北上，攻下武昌，然后顺长江直下，进入浙江，一路攻城掠地。然后他定都金陵，指挥军队北上直逼北京。洪秀全的堂兄，干王，是一个基督徒，真诚地力图转变洪秀权的极端自命不凡和腐化堕落。太平军的将军是忠王，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 。通过他的心腹，他发挥着异乎寻常的影响力。我手下一个姓程的中国牧师——曾参加太平军——告诉我说，他对战士们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下达的命令，哪怕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成功的，也会立即得到贯彻执行。美国人博高文（）、沃德（）和英国人戈登帮助中国政府镇压叛乱。干王和忠王向戈登的投降，标志着叛乱的结束。天国叛乱的十三年间丧失的生命总数，根据不同的估计，在两千至五千万之间。毫无疑问，太平天国留下的一个遗产是对基督教的痛恨，这种痛恨现在还没有消解的迹象。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政府的敌视和基督徒的困扰
22 政府的敌视和基督徒的困扰长期以来，遍布帝国的中国教会一直遭受着来自于官员、士绅和一般民众的干涉、骚扰与迫害。山东的教会更是持续不断地面临着地方独裁者的干扰。应住在国内的阿尔弗雷德·仲斯先生的请求，浸礼会协会写信给詹姆斯先生和我本人，让我们去北京会见新上任的公使亨利·帕科斯爵士（即巴夏礼），就传教自由问题交换意见。以下事例表明，采取行动，使中国政府保障“容忍条款”的贯彻实施，是多么的迫切。⑴1870年天津教案后，外务部 所做的那一份著名的、充满敌意的备忘录直接了当地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参见卫三畏的《中央王国》第2章，第707页）；⑵直隶的李鸿章总督在为一本书作序时，事实上是在排斥基督教；⑶陕甘总督左宗棠不允许一位传教士住在西安。⑷当一份为传教士遭受迫害而提出的申诉送到山西巡抚张之洞手里时，他说，那种请求使他感到很刺耳；⑸在两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曾指示他的部下，拖延所有教案的审理，结果是，很快广东省的十八座小教堂就遭到了攻击；⑹山东巡抚连续几次拒绝为传教士解决麻烦；⑺一位姓彭的长江水军司令 基本上遵循了外务部在前面提到的备忘录所做的指示；⑻山西省的学政告诫省学的教授和学生们，如果有人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将被取消学位；⑼湖北省德安（）府的知府为近万人参加的三年一次的乡式出了以下两个文论题目：“民之所好好之”（出自《大学》或《伟大的学问》），以及“攻乎异端”（出自《论语》）。这两个考试题目导致的后果是，一位传教士的住所遭到攻击，房子被烧毁，传教士本人则被殴打致伤；⑽一个秀才罗致一些罪名控告基督徒，结果他们被捕入狱，尽管事实证明他们无罪，但诬告基督徒的秀才去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⑾山东登州的一个知县强要城里的居民保证，一旦有外国人来，要予以抵制；⑿领事馆的秘书和领事都抱怨，处理教案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大；⒀政府出版了一本有关教案的书，把所有麻烦和纠纷都归咎于传教士。那本书作为判例广为流传；⒁在山东，当一位基督徒被带到知县面前时，说：“你生在中国，吃中国的饭，穿中国的衣服，受中国皇帝的保护，是什么使你要学外国鬼子呢？”。一位美国领事告诉我，有个道台对他说，他将严格遵守道光皇帝颁布的《大清律令》。这就意味着，他不考虑与外国签订的各种条约，而是遵守在此之前的中国法律。以上各条，除了关于备忘录的第一条，都涉及与新教差会的传教工作有关的事件。随之而来的结果是，遍及全国的教堂遭到破坏，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被辱骂、劫夺，有的传教士遭到殴打。23 同詹姆斯先生一起进京，1884因而，现在非常有必要让我们的公使对这种事态加以关注了，特别是当福建巡抚丁日昌向北京报告，说教案的主要原因不在外国人，而是源于官员对基督徒的不公平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