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梢约健；袢〈Ψ降牧硗庖惶跬揪妒牵障愎虬莺螅邮⒃谝桓鐾沧永锏囊话阎袂┲谐槌鲆桓厦婵套乓桓鍪耄幻砝锼拿娴那缴隙夹易懦�8英寸、宽2英寸的黄色纸条，每张上面都有数字，下面就印着处方。与抽到的数码相对应的那张纸条上的处方由祷告者带回家，为病人治病。当这种宗教派别大量出现时，政府的残酷迫害也就随之而来。政府有时候信奉佛教，迫害所有其它形式的宗教徒；有时候信奉道教和儒教。据传说，基督教一度被禁止，它的信奉者被罚作理发师，穿着特制的服装。直到今天，戏子和理发师都不能参加政府举行的考试。许多理发师把吕洞宾看作他们的宗教的创立者，而清政府直到不久以前还禁止把神像的面孔做成白色的。白莲教的故事在满清王朝的历史中很广泛地秘密流传。它同莲花图案——佛教文学艺术中最常见的题材、以及同追求长生不老的术士们的丹药之间的联系，却并非人人皆知。格鲁特（）对这个题目进行了有趣的探讨，写了一部关于龙华派的宗派主义的著作。我们因此可以发现发现，在中国北方的地区，人们充满了对宗教的热忱：这是一块值得“投资”的土地，对任何宗教上的投入，它同样能产生巨大的效益。1879年，赈灾工作彻底结束，我们开始考虑怎样才能更好地为中国人提供“生命的食量”。为此，我们必须准备一些基督教文学作品，并且这些作品对统治中国的儒生，对在帝国各个地方拥有最好的寺庙的佛教徒，对缘于吕洞宾的教导而从迷信、魔法和符咒半醒来的道教徒、对伊斯兰教徒以及对那些仅仅在山西一地就拥有数十万徒众的各种秘密宗教派别，都有吸引力。大卫·希尔能用中文写作，是传教士之中少见的睿智之士，开始写一部书和一本小册子。我感到有必要学习更多的中文词汇，开始坚持用中文写日记。我还试图同远在平阳府与特纳先生一起工作的希尔用中文通信，不过，是我口述给我的中文助手，由他写成书面文字。1879年初夏，希尔先生回到了太原。在太原，我们一起工作，经常心有灵犀地想到同一条道上去。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在半道上相遇，他来找我，而我正要去找他，打算跟他讨论一些新的工作思路；而他也同时有了类似的想法，要来跟我商量。我们之间的友谊是亲密无间的、幸福的、美好而甜蜜的，这种友谊关系一直持续到他去世。23 在108个县里传播福音、散发传单我们决定，在传播福音、散发小册子和各种专门制作的传单时，要小心谨慎，避开那些在其它省份引起过骚乱的心怀不测之徒。考虑到工作人员之少，这可谓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标有全省各县的一幅巨大的地图摆在我们面前，一些志愿者被召集来参加宣传品的发放，能负责几个县就让他们负责几个县。大部分县被承包下去之后，剩下的由我负责。这项工作在一年内结束。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一位姓郗的牧师
24 乡试上的有奖征文1879年是三年一度的乡试年。在山西，大约7000名学士（秀才）参加了晋升硕士学位（举人）的这项考试。我们选择了一些合适的小册子，在考生之间发放。其中有一本是由1877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传教士大会上任命的一个委员会制作的；另一本非常优秀的宣传册子是由上海的一位土著基督徒撰写的，题目是《良知之镜》。与此同时，我们还设立了一个以伦理道德为主题的优秀论文奖。奖金是罗伯特·赫德爵士提供的，目的是鼓励中国学生研究有关人类文明和宗教的书籍。最后收到的论文有100多篇。25 一位姓郗的牧师在获奖的学生中间，有一位姓郗的先生，原先是一位金坛教徒（追求长生不老的一个宗教派别，与景教非常相似），家在平阳府，在那儿首次接受了希尔先生的影响。随着与希尔先生的交情的加深，郗先生被引导信奉了基督教。特纳先生为他举行了洗礼仪式。最后，他成了内地会属下的一座当地教堂的牧师。内地会早就渴望在平阳府开展传教工作，因为大部分的赈灾款发放给了平阳的灾民。26 访问北京，与李鸿章见面1880年，中俄之间发生了冲突，中国国内对俄国的敌意迅速蔓延。巡抚曾国荃被派往沿海，将组织一支军队迎击俄军。但他的很多士兵在半路上逃走了。意识到企图与任何外国开战的那些中国人的愚蠢，我写了一本主张和平的小册子，题目是《和议论》。1880年8月，我离开山西去北京，打算就这个问题向高层官员上书，并且给北京的每一个衙门都寄上了一份小册子。它引起了反战派的如此强烈的敌意，以至于上面发布命令，称任何倡言和议的人都被视为叛徒，将会受到严厉惩罚。1880年9月，我路过天津。听说我住在城里，李鸿章派人向英国驻天津领事佛雷斯特（）先生传话，说希望能同伦敦传教会的朱乃森·里斯（）先生——他曾在李鸿章管辖的直隶省赈灾——和我见上一面。我首先向总督表示感谢，感谢他派人将赈灾的银子送往山西，使我免于为它的安全担惊受怕；他也对我们两个表示了谢意，因为通过我们的工作，他的子民得以免于饥荒之苦。接下来他和里斯先生就基督教传道会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总督的一席话过后引起了我的深思。他说：“你们的信徒围在你们身边，是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亲朋通过为你们服务谋取生计。一旦停止对这些当地代理人支付报酬，他们就会一散而去”。他同时指出，在全国，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没有一个基督徒。这使我比以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去对中国的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于是我回到山西，决定针对官员和学者们开展旨在传播宗教的学术讲座。27 斯格菲尔德博士和其它内地会传教工作者的到来1880年11月，哈罗尔德·斯格菲尔德（）博士到达中国，并来到山西参加内地会的工作。他是来到过中国的最杰出的医生传教士之一，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合作者，总是妙趣横生富于煽动性，也极具鉴赏力。他来后不久，兰德尔（）先生也到了山西，他是爱丁堡的一位律师。接着，骓克（）先生经由平阳来到太原；皮格特（）先生也参加了内地会在太原府的传教工作。在传播福音和发放小册子的工作中，他们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山东时，我跟每一个教派都保持着愉快的关系，不论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而且，就自己而言，认识在山东工作的每一位传教士。与他们见面，一起交换意见，是一件使人非常高兴的事情。英国浸礼会和美国长老会之间在地域上的划分很好地解决了使我们双方都感到害怕的纠纷。在山西，我从邀请内地会的工作人员参加我们在那儿的工作。不久，1883年，美国的奥伯林会向山西派出了他们的传教团。我建议在山西省的首府太原成立一个新教联合教堂，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每个教派都有各自的祈祷和布道的地方。我还建议，大家不要都跑到一个县里去传教，而是在我们之间划分工作地区，像山东那样，以避免叠床架屋。这个意见得到了在山西的所有三个教派的赞同，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在一起工作得非常和谐。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令人遗憾的门派分割
我们同内地会各传教士的关系一度非常友好。我妻子理查德夫人经常同科瑞克梅（）女士、霍尼（）女士还有兰克斯特（）女士一起走访中国妇女。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在斯格菲尔德先生还不会讲汉语时，我在他的诊疗所给他当翻译。每个礼拜四的晚上，在我家举行一个祈祷聚会——后来完全成了一种社交聚会；每个礼拜六，也是在我们的房子里，举行一次英语的礼拜仪式，所有的朋友都留下来喝茶；而在礼拜六的晚上，则用中文举行礼拜仪式，完了是合唱赞美诗。礼拜四晚上，我妻子举办一个音乐培训班，教我们那些希望学习读谱的朋友们首调唱法。兰德尔夫妇很有音乐素养，使我们的小团体获益良多。兰德尔夫人是一个虔诚的工作者，尽管去世得早，离开时却怀着成功者的欢欣。但内地会的戴德生先生，却打破了我们之间的和谐。1881年，他命令手下的传教士到另外的地方祈祷，理由是我的做法不合正统。斯格菲尔德和兰德尔先生对此感到非常震惊，立即带着戴德生先生的信来拜访我。他们肯定地告诉我，经常从我的谈话中受到启发；但是，使他们无可奈何的是，内地会在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