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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元首地堡和党总部之间的通信线路已经被完全切断，因此任何从地堡发出的指令都要由专人送到威廉姆斯大街（也可以通过宣传部的无线电设备进行发布，但只有党总部内的海军无线电室才能收发海军和党政信息密码）。于是，在之后的几天里，我不得不每天十几次地往返于威廉姆斯大街和地堡之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这是一场俄式轮盘赌的游戏，每次一跨出防空洞，就等于把自己的脑袋拴在裤腰上。幸运的话只是尝尝燃烧弹带来的浓浓磷烟和有毒汽油的味道，要是不走运就会直接被苏联火箭削成肉泥。在威廉姆斯大街，到处都有被火焰喷射器烧焦的尸体，散发出的恶臭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甜味，这种气味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如果你很倒霉地赶上了一枚喀秋莎火箭在附近爆炸，立刻就会引发突然的失明和方向知觉的丧失。这是最为凶险的时刻，你必须迅速移动双脚寻找掩护，否则下一枚火箭就会如期而至。
在苏军的持续打击下，平日通行的街道已经成了一个乱葬冈，到处都可以看见死尸，有些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位于威廉姆斯大街另一头的党总部花园也成了一个大墓地，空中弥漫的战火硝烟让人无法看清地上的尸体，我就曾两次被僵硬的死尸绊倒。每当我们以为敌人的火力已经到顶时，迎接我们的总是更为猛烈的炮火，钢铁洪流如雨点般倾泻在道路上，一时间火星四溅，留下一个个白炽斑点。有些人被子弹和爆炸后的弹片击中，立刻被撕成了碎片。我们把一些身受重伤的人拖进了格特鲁德医生的病房，有些她根本无力医治，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急救措施。阿克斯曼要求我们尽量避开敌人的火力点以减少伤亡，但据我所知，在短短的四五天内，就有至少20个人死于苏军炮火之下，其中还包括柏林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奥图·哈曼。
不论何时前往地堡送信，周围总是充满着令人窒息的厚厚浓烟。炮弹击中目标后发出的轰鸣声几乎将我的耳膜震碎，更糟糕的是一时间耳朵还难以恢复，持续的嗡嗡作响折磨着我脆弱的神经，让人几近崩溃。
在地堡紧急入口的外面从来不会出现卫兵的身影，他们都躲在门背后的安全之处。在入口处还有一个小小的顶棚，可以稍稍抵挡一下从天而降的炮弹。每次我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到门口，那两个警卫总会调侃道：“幸运的小伙子！你又成功了！”，或者说“怎么又是你，小伙子！你怎么还好好的？”曼扎利厨房里的助手们常常称这些卫兵为“地堡士兵”，有一次其中一位还对那些士兵喊道：“为什么你们不出去和苏联人战斗，却躲在这儿让一个孩子去替你们做事？”
深入地堡（4）
在所有卫兵中，我最熟悉也是最喜欢的是军士长哈里·门格撒森。记得有一次，我气喘吁吁地跑到地堡门口，却意外发现大门紧锁着。在平时一般情况下，大门都会留出一道缝隙，绝不会上锁。我重重地敲了几下，希望里面的人能听见，过来帮我开门，但结果却没有任何反应，外面隆隆的爆炸声压过了一切，没有人听得见我的敲门声。最后，我不得不绕到大臣花园的正面，冒着枪林弹雨进入了地堡。当我向哈里抱怨时，他很幽默地说道：“老天爷，这可是个秘密地堡，难道你还想让我帮你配一把钥匙吗？”
在最后几天中，哈里和我一有机会就开始聊一些热点话题，例如苏联人现在离我们有多远等等。当然，我们谈论的最多的还是温克的第12军，我们都想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开到柏林来救援。
此时，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已仅限于柏林市中心若干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苏联军队的炮火几乎全部集中到纳粹的统治中心。该地区已经成为希特勒最后的立足点，其中包括了所有的政府办公大楼，而它的中心就是希特勒的官邸。该建筑整体呈正方形，周围被其他建筑群紧密包裹起来。东面是威廉姆斯大街街上的旧帝国大楼，西面是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的大本营，南面的新帝国大楼将上述两座建筑沿弗斯大街连接起来。该地区周围还有一些辅助性建筑，例如西边的柏林动物园，它被称为柏林“绿色的肺”，不过现在那里有一座重要的军事医院，并且为艾利赫·凯姆普卡的地下汽车厂提供燃料支持。
在这片建筑群下面遍布着如迷宫一般的地窖和地堡，它们多数通过复杂交错的地道相连（在柏林的政府区还有其他5个相互独立的地堡，分别位于几个部门的大楼底下，戈培尔在位于赫尔曼戈林大街的官邸下面就拥有一个非常豪华的地堡，另外还有十几个防空洞和难民营）。斯佩尔位于弗斯大街的办公大楼下面有一连串的防空洞和地下室，里面早已经挤满了满面愁容的党卫队士兵、伤员、护士、医生和平民。
党卫队军官的指挥部和起居室也位于这些地下室中，其中有一个防空洞原先是专为200名孕妇准备的，可等我赶到那里时，里面却已经塞了近500名平民，整个环境惨不忍睹。在这个地下建筑群中间有一所急救医院，那儿原来是政府的医药房，经过改造后变成了一个临时的外科手术室。持续恶化的局势导致医院的医疗条件不断下降，已经快要沦落到普通地下室的水平了。
我对这个急救医院的情况了如指掌，因为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帮助格特鲁德医生从这里取药，再送到她那个小诊所里。医院主要由两位外科大夫主持日常的工作，维纳·哈思（Werner Haase）教授是希特勒的第一任私人医生，几年前他离开希特勒到柏林著名的查理特医院开办了私人诊所。在这最后的几天中，他又重新回到了希特勒的身边，希特勒也对他格外信任，但此时的哈思自己也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已经病入膏肓，常常感到呼吸不畅，因此每隔20分钟必须稍作休息。另一位大夫是恩斯特· 根茨·申克（Ernst Gunther Schenck）教授，其实他并非是真正的外科医生，而是一位营养师，因此动手术刀的技术还不算过硬，必须由哈思教授在一旁指点。整个医院的条件也非常糟糕，特别缺少绷带、麻醉剂等基本医疗用品。有时候，甚至不得不从堆放在旁边的死尸身上扯下绷带以满足需要。最忙碌的时候，几位医生在7天内完成了370多例手术，申克教授曾说：“我的手臂一直都陷在肠子、动脉和血块中。”
在这个地下堡垒群中，还隐藏着几座地下车库，停放着一些装甲运输车。另外还有一个1500平方米大的地堡，里面装着所有纳粹高官的豪华轿车和他们的司机，包括希特勒的奔驰车。在德语中司机被称为Fahrer，恰好与希特勒地堡（Fuhrerbunker）相匹配。位于这些建筑中间的是元首官邸花园，我就是在那儿被引见给了希特勒。从花园里能看见地堡惟一的地上部分：水泥碉堡状的紧急入口。碉堡上覆盖着带图案的帐篷垫，最顶上有一个党卫队炮台，再加上一排实弹机枪和聚光灯。
现在，希特勒和他的纳粹余孽进出柏林的空中通道只剩下勃兰登堡门附近的一个飞机跑道。在苏军炮火的紧逼下，这条跑道的使用空间被大大压缩，飞机的降落或者起飞都变得险象环生。多数进入柏林的官员都会像斯佩尔那样选择“斯托尔赫”轻型教练机作为座机，因为它是少数几种能在小范围内降落的飞机之一。如此危险的飞行对驾驶员的技术和胆量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必须以很快的速度飞抵柏林以躲避苏军炮火的袭击，然后再骤然减速下沉，落到这条短短的跑道上。由于难度太高，许多人都因此而丧命。此时，苏联军队也已经开到了跑道的另一端，猛烈的炮火不断威胁着这条纳粹最后的生命线。
之前，纳粹大本营的防御工作由党卫军少将威廉·蒙克负责，此人年仅34岁，是当时德军中最年轻的将军。在战后他被起诉犯有多项战争罪行，但最终因证据不足而获释。由于不满德军的节节败退，希特勒一怒之下撤销了蒙克的职务，并任命黑尔姆特·魏德林担任城防总指挥一职。其实当时的德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无